 一方面，孙德顺在中信银行利用公权力为企业老板批贷款；与此对应，这些老板有的以投资名义，将巨资注入他实际控制的平台公司，有的则送上优质投资项目或投资机会；平台公司用这些老板提供的资金投入那些老板提供的项目，以钱生钱，和老板们共同获利分红，形成利益共同体。 孙德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行长）：人家认为（我）给介绍的一定是好的，一定是有内部消息的，一定是盈利的。企业能够给你投这些钱，他也是看着你的面子。 孙德顺设计了结构极为复杂的重重掩体，两家平台公司是他的核心经营团队，是遮蔽在他身前的第一层“影子”；在平台公司之下又设立了十多家项目公司作为第二层“影子”，项目公司和行贿企业还不是直接交易，而是双方各自再成立空壳公司作为第三层“影子”，多层影子公司层层嵌套。交易主体本身已经魅影重重，资金往来又伪装成各种貌似合法的金融产品、股权投资协议，用“影子交易”为利益输送再蒙上一层迷雾。 这些障眼法给调查工作带来了极大难度，专案组研究后决定，不在影子的迷阵里打转，而是反过来从源头入手，梳理孙德顺在中信银行推动的贷款授信，找到其中明显异常的决策事项，再针对性地调查获得贷款的企业和孙德顺的关联。这一调查策略抓准了孙德顺腐败问题的核心，那就是利用信贷审批权谋私。 樊祥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2014年底的时候，有一家能源公司，向中信银行申请贷款，因为这家能源公司已经出现了债务危机，是一个高负债的企业，一般不会发放贷款的。但是在孙德顺干预下，这笔40亿的贷款发放给企业，很快就形成了不良资产。为了表示对孙德顺的感谢，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和孙德顺控制的平台公司签署了一个增资协议，这样就完成了利益输送。 这家能源企业通过所谓的股权投资协议，让孙德顺控制的公司实际获利达1个亿。类似这样的权钱交易还有多笔，企业向孙德顺输送利益的包装方式五花八门，但换取的东西都一样，那就是银行贷款。抓住了这个核心，重重魅影也就迅速消散，实际控制人清晰显影。 孙德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我在跟一些企业家交往的过程当中，界限不太清，你的我的有的时候就分不清了，总是老想着为自己或者自己的利益关联方去谋一些利益。 孙德顺案凸显出管住信贷审批权这一关键权力的重要性。银行贷款审批一般是由贷款客户递交申请材料，按照程序逐级上报审批，而孙德顺却经常直接与企业对接，再布置给下属去做，用程序倒置的方式违规操作。按照中信银行的制度设计，行长对信贷审批只有一票否决权，没有审批权；审批必须经信贷审批会议集体表决通过，主要领导必须末位发言。但事实上，孙德顺经常无视这些制度，直接干预信贷审批，银行内控机制在“一把手”的权力面前失去了作用。 樊祥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他从副行长升到行长，一直还抓着这个权，还兼任这个贷审会主任。作为贷审会主任应该末位发言，就是你不能上来就定调子。但是他听到别人有不同意见了，就忍不住了，上来就直接说，“怎么不行了，你说不行，怎么不行了”，别人就不敢说了。银行本来是有一套比较严密的授信管理和风险管理程序，经过这种人为的干预，这些程序都被穿透了。 针对孙德顺案件暴露出的问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推动中信银行系统性地开展以案促改，首先从公司治理结构上进行纠正，强化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的职责，确定他们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关系，同时推进授信体制、风险管理体制和审批制度改革，强化问责机制，完善公司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 刘成（中信银行党委副书记）：首先就是禁止行长担任贷审会主任，避免行长直接对信贷项目的干预。然后就是完善授信管理制度，对授信的调查、审批，一直到授信后的管理，都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推出审批人制度改革，由过去这种行政的审批管理制度，改成专家型的授信审批制度，让整个信用管理能够得到完善。 孙德顺案也反映出，导致金融领域监管缺失的原因，既有自身内部监管体制不健全的问题，也有行业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毛奉君（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党委办公室 副主任）：通过案件反思我们金融监管工作，一个是还存在履职宽松软问题，另一方面金融领域一些制度规章亟需完善，部分交叉和创新领域的监管制度存在缺失，导致了一些金融风险、金融乱象的产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