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 北航法学院副教授 田飞龙： 从《反外国制裁法》的名称就可以看出，它的针对性是非常强的。 从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就不断朝新冷战方向靠近。特朗普政府基于国内法对中国实施长臂管辖和非法制裁；拜登政府变本加厉，成了“特朗普+”。
这些情况都在倒逼我们的立法机关，必须要采取法律武器，进行对等反击，维护我们的正当权益，也包括维护我们企业在海外的合法权益，同时也阻止其他国家跟风制裁。 02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霍政欣： 这部法律出台的必要性，需要从国际国内两个背景来谈。 从国际背景来看，美国从特朗普时期开始就回归零和博弈的地缘竞争思维，把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开始全方位打压和遏制中国。 作为老牌的霸权国家，美国习惯于比较娴熟地运用法律手段来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时代发动“法律战”，通过所谓“香港自治法案”“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等一系列法律侵害我主权，干涉我内政，压制我发展。 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时期对华战略的地缘竞争思维。 拜登在他第一次国会演讲时就提到，和中国的竞争将决定美国能是否赢得21世纪。
和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的对华政策有两大变化：一是更加注重价值观外交和人权议题，他把人权议题摆在经贸议题的前面；二是试图加强与盟友的协调一致，加大对华压制力度。 今年以来，我们面临的外部压力持续增加，这是过去从没有过的。 英国、澳大利亚、欧盟、加拿大等几乎协调一致地、在同一时间段对中国的有关国家机关、企业、官员等实施制裁。 被“制裁”的名单中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华为公司等实体，也有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干部、最高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中国官员。 巧合的是，今天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反外国制裁法》，美国参议院昨天刚通过了“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它就是从所谓的法律途径加大对中国遏制的力度。
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出台《反外国制裁法》，通过法律途径对外开展法律博弈，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及时的。 至于内部环境。去年11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将“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确立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做到的“十一个坚持”之一。 会议还明确提出，“强化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有效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综合利用立法、执法、司法等手段开展斗争”。 到了今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这份报告在“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务”中明确提出，加快推进涉外领域立法，围绕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等，充实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 如今的《反外国制裁法》，就是中国立法机关应对外部挑战做出的及时、必要的举措。 站得住脚 全国人大关于《反外国制裁法》立法的有关报告还提到， “根据有关工作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建议，总结我国反制实践和相关工作做法，梳理国外有关立法情况，征求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意见，起草并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草案）》。” 01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霍政欣： 这部法律的名称不是《对外制裁法》，而是《反外国制裁法》，恰恰说明这部法律本质上属于反制，而不是主动进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