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反腐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仅仅是茶叶，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农产品、土特产，也会成为给领导送礼的工具。他举例称，山东大葱，知名度很高。以前，这种农产品会从区里运到市里，从市里运到省里，然后从省里一卡车一卡运到北京，送到一些国家部委。“这种土特产，单斤价格并不高，但是积少成多，量大了后，也就偏离了礼尚往来的本意”。 庄德水称，跟其他方式相比，这类问题的腐败性质一样，但是表现形式上更有隐蔽性。他指出，隐蔽性的体现形式也多种多样，比如有的看上去很普通，但可能价格昂贵，外行人也很难看出其价值；有的商家给其打上“品鉴”“ 非卖品”之类，不直接标价，也能将价格和意图隐藏在特产中，给昂贵的价格打掩护。很多人送礼时，会通过建议“官员亲自品鉴”等形式，暗示官员价格，官员也会心领神会。 湖南省廉政智库首席专家王明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十八大后，随着反腐力度的持续加大，行贿受贿方式也在发生转变。“这种行贿方式是传统行贿方式的一个变形，很多土特产价格体现得不明显，甚至有些表面看上去很土，其实价格惊人。这种隐蔽性颇受行贿者和受贿者‘青睐’，行贿者这么做，是为自己考虑，也是为受贿者考虑”。 名贵特产“生意经” 《中国新闻周刊》梳理相关案例发现，一些名贵特产等进入官员手中后分为三种情况：有的自己留用或欣赏；有的将受贿物品当成行贿物品再次“转赠出手”，从而拉长了这条利益链条；还有的则做起了“生意经”，将这类物品进行转手倒卖。 一些茶企老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茶企圈内 “以茶洗钱”的腐败操作手段并不鲜见。在这种操作下，有的茶企老板或经销商，会成为行贿者和受贿官员的“中间人”。一位知情者举例称，比如某行贿者想找一位官员办事，就会问领导喜欢喝什么茶。官员称某家茶店不错，然后行贿者心领神会，就与该官员到某茶店喝茶，进而买茶。“这时行贿者不在乎多少价位，茶店说多少就是多少。官员拿到这部分茶后，再折扣后退还茶店”。 还有茶企老板称：“比如，在反腐力度加大的背景下，我去看望一个重要的官员，直接给钱或金银首饰等他又不敢收，我就给他很贵的茶，并暗示他价格，他可以自己收藏或放到市场上交易。” 广东省一位处级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名贵特产的腐败链条中，一些高档礼品回收的门店也是腐败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一些官员受贿后，自己消费不了的物品，有的转赠给其他官员，有的也会折价出售给一些礼品回收门店，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类门店的老板充当了官员洗钱的掮客。“这类店铺对一些官员渠道来的礼品也比较信任，有些甚至会和某些官员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一些掌握名贵特产和特殊资源经营审批权的人，更是被“围猎”的重要目标。2020年1月，央视播出的电视专题片《国家监察》第一集《 擘画蓝图》中，披露了贵州茅台集团原董事长袁仁国的贪腐细节。专题片介绍，稀缺特殊资源的审批权，成为“茅台乱象”的重要根源。袁仁国在茅台集团40多年，从一名酿酒车间工人一步步成为一把手，随着职务的提升，他开始利用手中权力违规批专卖店、批“后门酒”，谋取巨额私利。
（2020年10月26日，茅台酒厂的生产车间。图/视觉中国） 贵州省纪委监委专案组工作人员介绍，袁仁国每年都预留了一定量的酒，就是计划外批酒，在制度安排上造成了权力的寻租空间。袁仁国把茅台经营权作为搞政治攀附、捞政治资本的工具，违规为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贵州省原副省长王晓光等人及其亲属办理茅台酒经营权并增加配额指标。2009年茅台酒价格一路高涨，王晓光通过时任茅台集团总经理袁仁国等人先后为家人和他的亲属获取了4家茅台酒特许专卖店经营权。7年来，4家专卖店共获得131.48吨的茅台酒定额指标，获利4000多万元。自2004年以来，仅袁仁国妻子和儿女违规经营茅台酒就获利2.3亿余元。 袁仁国出镜时说，“那个时候想拼命接近我的人很多，一天找我的起码有四五十个人。”一大批经销商、供应商千方百计和袁仁国拉关系、搭人脉，大搞利益输送，袁仁国办公室外的走廊，曾经每天门庭若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