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于蓝：她永远活在观众的心里，也活在孩子们心里(3)
专题 | 发布时间：2020-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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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拍儿童片不赚钱，各大电影制片厂也少有这样的创作。踌躇满志的电影人们，也少有把创作热情和精力投在儿童片事业上的。后来的儿影厂长宋崇说，当时
拍儿童片不赚钱，各大电影制片厂也少有这样的创作。踌躇满志的电影人们，也少有把创作热情和精力投在儿童片事业上的。后来的儿影厂长宋崇说，当时电影界开玩笑管儿影叫“儿子辈的”。除了缺资金设备，儿影也缺人才。于蓝就不拘一格用人才，同意美工拍片。据于蓝回忆，很快，尹力就提出要拍《好爸爸坏爸爸》，冯小宁提出《病毒金牌星期天》的题材。“我这个人有这么点好处，发现有才能的人，就给他们发挥的机会，看看他们的才能怎么样。”
于蓝任厂长期间，共拍摄了19部彩色故事片，同时，儿童片这个片种在上世纪80年代，也成了中国电影重要的组成类型，《四个小伙伴》获1982年第12届吉福尼国际青少年电影节最佳荣誉奖、共和国总统银质奖章；《应声阿哥》获文化部1982年优秀影片奖儿童故事片奖；《少年彭德怀》获1986年第6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1985年，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协会成立，创立儿童电影“童牛奖”，次年增设小评委奖……
但于蓝不满足。她曾苦恼，“越到六一，越感到痛苦。”1985年，全国拍摄故事片86部，其中，儿童片才3部，于蓝认为这一数字远远不能满足当时全国三亿儿童的精神需求。1986年，于蓝卸任厂长转而担任艺术顾问，之后致力于推进儿童电影进校园。她说：“艺术品要为孩子服务，是要影响他们一生的，所以要努力拍好，而且要把好的影片送到学校让孩子们看到。”
于蓝接手儿影厂工作后，自知年岁已高，几年里也不断在物色更年轻又懂孩子的电影人，来接班儿童电影的事业。《霹雳贝贝》的导演宋崇，就是于蓝从上海“请”到北京的。宋崇早些年拍摄儿童电影《闪光的彩球》，于蓝在孩子们中做“民意调查”，发现孩子们很喜欢这部电影，便主动来到上海找张瑞芳、秦怡等“老姐们儿”了解情况。宋崇自己也是看着于蓝电影长大的，对她从《翠岗红旗》到《烈火中永生》的银幕形象都印象深刻，“她是我们的教材啊，我也没想到后来有一天会和她共事。”宋崇1986年到北京报到的时候，儿影厂已经过了“最苦的时候”，开始有了自己的地，盖起自己的厂房，但宋崇也记得儿影厂的人说，于蓝前些年建厂真是“跑断腿，磨破嘴”。
宋崇记得，于蓝作为艺委会主任，依然是每天都到厂里上班，后来儿影厂又换了几届班子，于蓝都坚持去厂里。不管具体的行政事务，但看剧本、看样片提意见，都是她挂心的工作。“每个项目她都亲身参与，组织生产创作，厂里的大小方针政策一起讨论，还有那会儿我们要把儿童片送到老少边穷，她也都很积极地跑。”宋崇回忆。一直到后来中影合并，儿影厂不再有自己单独的厂址，于蓝才不再去。在宋崇的印象里，合并前已经退休的于蓝，还在为这个电影厂奔走，希望能够把整个厂保留下来。“可以说从儿影厂的成立，到发展到衰落，她都是一路亲历的。”
直到近年，于蓝出现在公众视线和媒体采访中，也从来不忘继续为儿童电影发声。晚年的于蓝，总是在惦记着，能让孩子们看到更多他们想看的好电影。面对儿童电影这些年越发的边缘化，真正为孩子拍的电影越来越少，于蓝也曾多次发声呼吁，“希望国家的相关部门，认认真真地、有实效地去解决与推动儿童电影的发展。”
宋崇的夫人在北影厂长大，从小和“于蓝阿姨”的关系更亲一些。在她的印象里，于蓝是非常仗义的人，“没什么架子，也没有官腔，对身边的人非常好。”她记得，于蓝对孩子一直是特别喜欢的，演江姐的时候对“小萝卜头”就特别好，对身边的晚辈也非常照顾。
宋崇退休后回到上海教书，有一年夫妻两人回北京探望亲朋，在小月河边偶遇了被阿姨用轮椅推着外出散步的于蓝。于蓝还嘱咐宋崇，“你还要多为孩子们拍电影。”
“从建立儿影，到退下来以顾问身份继续参与儿影的大小事，到担任儿童电影学会主席、国际儿童电影节和童牛奖的负责人，于蓝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国的儿童电影事业。她永远活在观众的心里，也活在孩子们心里。”宋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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