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得更远些，以物理性纸墨为载体的文字信息，几千年前就在战争和情报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截获敌人的秘信，获得其中的秘密信息，对破坏敌方军事战争部署、取得军事政治优势和胜利具有重要意义。保证自己的信件不被敌方获得，或者想法让敌方获得秘信后无法知悉其中的实际信息，就是维护己方在军事、政治、地理等方面的信息安全，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 如此来看，国家安全学要研究的信息安全，内容是不是很多啊，是不是远远超出了当代信息技术范围内的信息安全?
记者：是啊，这真是我们平常想不到的。 刘跃进：其实这些方面的信息安全，还有其他更多形式的信息安全，我们平常也会在相关书籍中、电影中、电视中、实际案件中看到，也知道它们对国家安全有重要意义，是国家安全的内容，问题是我们在国家安全理论中论述信息安全时，在国家安全学教材中写到信息安全时，常常不知道要把这些方面也概括进去，常常只会想到信息科技讲的那些内容，而忘记了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听到、思考到的其他形式的信息安全。前面说的国家秘密和保守国家秘密，我们都知道这是国家安全问题，而且在国家安全实践中都会把保密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国家安全理论研究中讨论信息安全时，在讲国家信息安全是时，常常又不能自觉地把国家秘密和保守国家秘密这样的传统安全问题，作为国家信息安全的重要内容给予系统的专门研究。 这里再说一下自然信息安全，它们也是国家信息安全的内容。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中，在这些年的新闻报道中，都会看到一些这方面的例子。比如说，历史教科书上记载的“中村事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地理信息安全事件。那是1931年的夏天，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等人在我国东北兴安岭一带进行地理调查，窃取中国重要的军事地理信息。这个事被张学良东北军下级军官发现了，就把这些间谍逮捕被秘密处死了。当时没有信息、地理信息、国家信息安全等概念，但这些中国军人非常清楚，日本人得到军事禁区的地理情况，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我们不能让日本把这些情况拿走。无论有没有信息和信息安全的概念，这事实上都是在维护国家地理信息安全。 改革开放以后，在我们对国家地理信息还不够重视的时候，一些外国人到中国进行地理测绘，获取了中国的地理信息，这对我国国家安全就非常不利。因此，我国后来也颁布实施了相关法律，禁止外国人和外界机构单独在中国进行地理测绘，以保护我国地理信息的安全。这些年，我们在新闻中也看到过某些外国人不遵守我国相关法律和规定，非法进行地理测会，因此受到了我国政府的处罚。平常，我们老百姓都知道，外国人在我国非法进行地理测绘，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大事，是国家安全的内容，但是专家们在讲国家安全问题时，撰写国家安全论著时，却不知道这种非法地理测绘问题应该放在国家安全理论的什么位置上，不知道这是国家信息安全的内容，不能自觉地把其纳入国家信息安全中进行讨论，没有把非法地理测绘作为国家信息安全事件进行分析和研究，没有充分认识到地理信息是国家信息的重要内容，不知道把这个问题概括在“国家地理信息安全”的题目下，更不知道国家信息安全必须把国家地理信息安全包括在内。 当然，自然信息并非只地理信息一种。一个国家独特的动植物基因，人的基因，也是非常重要的自然信息。这些基因信息安全，也是国家信息安全的内容。
记者：看来，国家安全领域的信息安全，要大大超出信息技术所讲的信息安全。您的《国家安全学》，是不是将会这样来讨论信息安全? 刘跃进：是的。我们今年要修订出版的《国家安全学》教材，要讲国家安全的12个基本构成要素，信息安全是其中的一个。在讲信息安全时，我们将超越当代信息技术范围内的信息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全面阐述信息安全。 如果把信息技术范围内的数字化电磁信息安全，称作非传统信息安全，那么从地理、基因等自然信息的安全，到语言、文字、纸墨、胶卷、唱片中信息的安全，以及非数字化的广播、电视、录像中电磁信息的安全，都可以称为传统信息安全。国家安全学必须既重视和研究非传统信息安全问题，也必须重视和研究传统信息安全问题，最终建立一个集传统信息安全与非传统信息安全为一体的国家信息安全体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