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的简化、异化、误解与回归

刘跃进，国家安全学创始人、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院教授

　　有了国家就有了国家安全，也就有了对国家安全不同程度的认识。但在国家诞生后的漫长历史中，由于对最高权力的争夺和大规模战争的连绵不断，国家安全长期被“简化”为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几个方面，其他方面的安全则被严重忽略。同时，在“朕即国家”观念的支配下，传统国家安全也被“异化”为帝王安全、皇家安全、统治者的安全。“二战”之后，由于一些情报机构以“国家安全”命名，国家安全又被一些人“误解”为就是间谍情报活动及其涉及的安全问题。

非传统安全观与国家安全学

　　“冷战”后期，由于大规模战争阴影逐渐消失，西方学者在战争与和平之外，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起更高层次的威胁与安全，“安全研究”逐渐超越“和平研究”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学术领域越来越独立的“安全研究”，不再把以往居于“和平研究”之下时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作为重心，而是越来越聚焦于环境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人安全等一系列过去被“热战”和“冷战”遮蔽的“新安全”“非传统安全”。更重要的是，后来被称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学术思潮，不仅淡化了军事安全、政治安全，而且淡化了国家安全。他们不再把国家作为唯一的安全主体，甚至不作为安全的重要主体，而是强调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安全价值，特别是人作为安全主体的重要价值。由此，人安全、区域安全、生态安全、环境安全、技术安全，以及毒品威胁、人口拐卖、工业污染、跨国犯罪等等，都在超越国家主体和国家安全的意义上得到不同以往的关注、重视和研究。

　　在西方“非传统安全研究”突飞猛进的时候，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也在20世纪90年代萌生，并于21世纪初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研究国家安全问题的中国学者，并不否认个人、团体、非政府组织、国际区域等等作为安全主体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但同时认为“国家”这一传统安全主体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且依然居于安全剧场正中的聚光灯下。在西方学者努力塑造“安全研究”理论的时候，中国学者则在不断丰富“国家安全研究”或“国家安全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虽然以传统的“国家”作为安全主体，但在解析国家安全的构成时，不再把国家安全仅仅看作是国家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领土安全等传统内容，而广泛拓展到了西方非传统安全研究所涉及的各种安全要素或安全领域。从当代政治学的国家理论来看，人民、领土、政府是国家的基本构成要素，由此可以合理地推出国民安全、国土安全、政治安全等国家安全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不过，当代政治学忽略了国家构成中的经济要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是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不仅人的生存离不开经济基础，而且政治上层建筑也离不开经济基础。因此，国家起码包括人民、土地、经济和政府（政治）等四个基本要素。同理，经济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基本要素，而且是先于政治安全的要素。本人2001年发表的《试论当代国家安全的10个方面》一文，明确揭示了国家安全的10个构成要素。2004年，本人主编出版的我国首部《国家安全学》，用10章内容依次讨论了国家安全的10个基本要素。

　　后来，本人在不同文章和2014年1月出版的《为国家安全立学》一书中，又把社会安全和资源安全列为国家安全的基本要素，构建了一个包括国民安全、国土安全、资源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主权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的12个要素，以及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和国家安全保障在内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