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次疫灾之前，我国有关部门就开始了生物安全立法的调查研究，形成了《生物安全法》草案。疫灾发生后，人们针对疫灾问题，呼吁尽快出台《生物安全法》。 根据相关介绍，现在的《生物安全法》草案适用范围有八大类，一是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灾；二是研究、开发、应用生物技术；三是保障实验室生物安全；四是保障我国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的安全；五是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六是应对微生物耐药；七是防范生物恐怖袭击；八是防御生物武器威胁。[6] 从“生物”概念、“安全”概念、“生物安全”概念的准确含义出发，《生物安全法》应该把真正的生物安全放在最前面，也就是把现在《生物安全法》草案中的第四项内容，即“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的安全”置于首位。这才是生物安全的本来含义。另外，作为需要安全的遗传资源，并不仅仅是人的遗传资源，还包括动植物和微生物的遗传资源，因而还需要把上述一句话修改为“生物资源和生物遗传资源的安全”。如果立法详尽些，还应该把这两个问题分成两部分，一是“生物资源安全”，二是“生物遗传资源安全”。此后，是另一个符合“生物安全”本义的内容，即“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同样，如果立法详尽些，这也可以分为两部分，并且根据其与“生物安全”概念匹配的严密性，把生物多样性置于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之后，从而形成《生物安全法》的第三部分与第四部分：三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四是防范外来物种入侵。 其实，这次新冠疫灾给法治方面出的题目，直接来看并不是生物安全法，而如何完善紧急情况应对、如何搞好卫生防疫等方面的法律。只有在发生本土生物物种濒危、灭绝，发生生态灾难，发生外来生物入侵等真正危害生物安全的事件时，才涉及《生物安全法》。因为生物安全，就是要生物本身安全，包括生物物种安全，生物基因安全，生物多样性安全，以及生物环境安全，也就是生态安全等等。至于某种生物、微生物、病菌、病毒造成了疫灾，能够对此发挥直接作用的法律，并不是普通的生物安全法，不是保护病菌、病毒和微生物安全的法，而是如何保护人的安全、国民安全，以及因此会受到牵连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等方面的法律。如果在这个时候想着要立个生物安全法，要保护生物安全，那么病菌、病毒等合乎逻辑地就成了需要安全的对象，需要保护对象，那我们消灭病菌、病毒就违法了。因此，从当前《生物安全法》草案涉及的内容看，要使这部法律的名称与内容更好对应起来，使法律名称能够把法律正文条款和内容都包容进去，其名称应该修订为《生物安全防控法》。这个名称的意思，是指生物方面的安全防控，而不仅仅是保护生物安全。这样，从“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工作出发，《生物安全防控法》不仅能更好地覆盖现有《生物安全法》草案的条款内容，而且排列顺序也更符合立法本意和重点，突出了以人民健康和安全为目的疫病防控。 因此，虽然与新冠疫灾本身直接相关的概念不是“生物安全”，但却是与生物相关的一系列安全问题，包括生物安全问题，这使人类不能不思考范围更为广泛的生物安全问题，不能不进一步做好生物安全方面的立法和修法，最终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向前发展。包括生物领域安全防控在内，这次新冠疫灾将对整个国家安全立法、修法和国家安全法治建设，起到了许多今天还难以想到的多方面积极作用。 在立法修法等现实问题之外，新冠疫灾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国家安全”概念，思考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 近年来，人们理解的“国家安全”概念已经与以往有很大区别，已经从几千年来只是“统治者安全”及相关的政治、军事等少数几个安全的异化状态，回归到“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国家总体安全”这一“国家安全”概念的真实含义。 从范围和边界来看，真实的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所有领域、所有方面、所有层级安全的总和。传统安全观一直关注的安全，如政治安全、军事安全、领土安全、主权安全等等，是国家安全；非传统安全观新近揭示的安全，如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等等，特别是国民安全，即人安全，也是国家安全，而且一个国家范围内的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等等，都是国家安全。这就是说，领土安全是国家安全，资源安全也是国家安全；主权安全是国家安全，人权安全更是国家安全；政治领域的安全是国家安全，经济领域的安全也是国家安全；军事领域的安全是国家安全，文化领域的安全也是国家安全；上层的安全是国家安全，下层的安全也是国家安全；政府的安全是国家安全，家庭的安全也是国家安全；军政要人的安全属于国家安全，妇孺老弱的安全也属于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有大事，国家安全也有小事；大的安全是国家安全，小的安全也是国家安全……。这样的理解不是国家安全的泛化、不是国家安全的扩大，而是国家安全概念的回归，是回归到国家安全的本来面貌，是回归到国家安全的科学含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