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毫无疑问，“吃喝”是人际交往的基本载体。工作有交集、有共同话题、甚至阶层品味也一样，干部之间自然而然就会形成“朋友圈”，而并不必然产生特殊的、具有政治意义的“小圈子”。 目的 从这回严整“吃喝风”的目的看，它主要针对的是“科层制度中的隐蔽机制”这一病根儿。其中的“整治违规公务接待”就是典型。 近年来随着相关规定的细化，“公务接待”的标准、范围都有了明确界定，这就为整治行动提供了依据。 只不过，这些规定难免和一些习以为常的“常态”做法相悖。 比如，“同城不能招待”这个规定，就很有意思。岛叔曾经的工作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和现在的工作单位武汉大学，前几年被湖北省纪委通报批评，原因就是武大的同志到华中科技大学交流业务，交流到中午，的确到了饭点，那就吃个工作餐吧——这实在是很正常的做法，但就是违规。 至于下级招待上级，那就更是存在诸多“人之常情”了。“四菜一汤”的规定就有待商榷。怎么说呢，饭桌也是交流工作的重要场合，吃喝也是谈心交心的常见渠道，真按“四菜一汤”，怎么谈？怎么交流？估计草草吃完饭就走人了。 故而，几乎没有哪个属地政府会严格按照“八项规定”的要求来搞“公务接待”，很多时候，大家之所以要“违规”，是基于“抹不开的情面”。 但平心而论，这种针对官场“隐蔽机制”的整治的适度推行，对于恪守配套的工作纪律、公务员生活的健康化、工作的轻便化尚有助益。 据一位在河北基层工作的朋友的说法，这次严查特别涵盖的“私款聚餐”一项，倒也不无道理：毕竟据当地此前案例，所谓“正儿八经”的喝酒吃饭、联络感情的“私人聚会”，总难免掺杂一二“公家事宜”。 而有针对性地查处，就能对基层负重达成一定的“减重”效果、对干部个人工作效率有所提升。 真正有点麻烦的是，“吃喝”的“基层工作润滑剂”与“人情交往中介”这两重“身份”。 本身出于这两种缘由的“吃喝”是有合理性的，但在一些时候，它又难免和官场“隐蔽机制”绞结纠缠、难分难辨。 比如“不吃公款吃老板”这事，在很多地方就甚为普遍。就纪律规定而言，“吃老板”是铁板钉钉的违规“吃喝”，当事人被处理也不冤枉；但就实际工作而言，这种“吃喝”还得分情况——如果“吃老板”是出于利益交换，那必须严肃处理；但如果是为了工作畅通，则另当别论。 这回临城县纪委通报了一个案例：7月16日，临城镇党委书记马延法带着项目负责人（私企老板）到桥东区学习拆迁工作经验，对方不仅工作接洽得很好，还预定酒店安排了晚宴。当然，最后是私企老板买的单。 如果是在平常，马延法估计受个党纪轻处分就行了——毕竟也无涉于利益交换。但他的错在于“顶风违纪”，结果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并被免职的处分。 余地 从执纪执法的角度看，基层社会要是一片清澈那是最好。但在实践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官员还是商人，哪怕是其没有任何贪念和私心，也必定会在日常工作和交往过程中形成相对紧密的关系。 甚至于这种关系还会成为一种制度性行为。比如乡镇工作中普遍有驻村、包村和联村制度，那些工作做得扎实的驻村、包村和联村干部，必定会和村干部建立紧密的联系。 而乡村工作又没规律，也没那么多讲究，乡村干部之间在“吃喝”过程中把工作商量好了，是常态。 “吃喝持久战”的真正难处，恰在于如何应对这种常态。 从河北省各地的行动方案看，这次整治要运用数据筛查、调取录像等方式，重点在大型酒店、农家院、特色的牛肉店、驴肉店、烧烤店、海鲜店等十类饭店倒查私款聚餐，深挖背后是否存在小团伙、拉帮结派现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