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长江曾于1947年9月在写给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及社委会的一封信中，报告“四大队”在陕北转战中的工作情况和自己的体会，称这是“一生难得的向中央同志学习的极端可贵的机会”。其中，关于工作作风方面，范长江写道：“在写文章的过程中，这种认真与求精的精神完全推翻了我过去十几年来所认为的最高的‘认真’的标准。一篇社论，一个谈话，一条新闻，往往要改好几遍，甚至重写几遍，其中绝大部分都在任、周、陆等详细传阅研究之外，主席又加以一字不苟地修改。”[9] 1947年7月，“四大队”在靖边县牛家沟时，由于工作上粗心，把一篇中央社电讯稿的电头错为合众社电头，范长江受到毛泽东批评。据“四大队”电务科杜牧平回忆，毛泽东当面批评：“长江同志，你为什么要造谣呢？”在指出错误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我党中央把国民党的报道当作美国的报道来批评，岂不让人家笑话吗？”他还做了自我批评：“我也有责任。你们发生这类错误不是第一次了，过去我发现后未及时提醒你们，犯了自由主义，才造成今天又发生同样错误。”[10] 这次严厉而深刻的批评，对“四大队”震动很大，大家从自己查起，不仅检查了错误产生的根源和与产生这类错误有关的问题，还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解决措施。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由“四大队”译发太行总社广播。由于技术原因和工作粗心，文字广播出现多处错误，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四大队”致电总社转达中央指示：“毛主席报告译错及改错之经验，须召集全体编辑、收报、译电及校对同志开会，向他们公布”“抓紧一件事做一次普遍的教育”。“总社应将此次检查情形及开会情形通报各地，并对各总分社也分别抓住某一重要稿件作一次仔细的检查。”[11]12月，总社开展以“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风工作，历时两个多月，着力提升队伍素质。 在严格的业务要求之外，毛泽东对保障“四大队”工作人员的生活也充满关切。转战途中，当他得知“四大队”收讯台的同志行军时还要背负沉重机器，运输很困难后，在自身条件也很艰苦的情况下，将自己骑用的骡子送给了“四大队”。当范长江惊讶地打电话向司令部询问此事时，得到的回答是毛泽东亲自叫他们把骡子送来的，并叫“四大队”一定收下。“四大队”同志们深受感动，一致要求把骡子送还毛主席。毛泽东的关怀化作了他们克服困难、完成使命的精神动力。这种严管与厚爱的结合，塑造了“四大队”一丝不苟、团结奋进的优良作风。 转战陕北的一年，是新华社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页。这段传奇的新闻征程，生动诠释了在战争年代新闻工作是如何与党的全局工作紧密相连，如何直接服务于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需要。毛泽东与新华社的故事，体现了党的领导人对新闻工作的高度重视、深度参与和悉心引领，其所蕴含的坚持党性原则、把握宣传规律、严谨准确、勇于斗争等精神财富，穿越时空，为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着宝贵经验与精神滋养。 （作者单位：新华社研究院） 本文刊登于《中国记者》2026年第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