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指导报道业务 毛泽东通过“四大队”对新华社作出过许多具体指示，及时引导全国宣传风向，确保党的政策被正确理解和执行。据胡乔木回忆，当时毛泽东“在很多稿子上都注明在什么时候发表，用什么方式播出，抓得非常紧”。[2] 为了更好地达到舆论宣传效果，毛泽东一直强调宣传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早在1946年9月27日写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信中，就具体谈到宣传文章写法宜改变，应配合时局变化强调我军必胜、蒋军必败，他提出：“每遇一次胜利，即写一篇社论鼓励之，证明之；每失一重要地方，即写一短文解释之，说只要歼敌，将来可以恢复。”[3]转战陕北期间，他亲自撰写、修改的多篇报道正是这一原则的生动体现，也为新华社树立了反应及时、导向鲜明的宣传范例。 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封电报，并转新华社社长廖承志。电报指示：“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纸刊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说服性。”[4]这些要求指导新华社在报道中注意策略性和灵活性，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方法以达到最佳宣传效果，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转战陕北期间，在毛泽东等同志的影响下，根据时局变化撰写评论成为当时一件非常重要而紧迫的任务。除了亲自动手写，中央领导同志还指示总社抽调更多同志加强综合报道和评论撰写工作，要求下决心长期培养这方面的干部。1947年9月15日，“四大队”致电总社转达中央意见：“是否可以从总社及太行抽出四、五个同志，如梅益、冷西、张映吾、扬文等脱离行政与编辑工作，专门写综合报道及评论。”“望能决心长期培养十个到二十个政论人员，先从四、五个做起，以后慢慢增加。”[5]对总社编辑部撰写的评论，中央领导同志也及时提出意见，肯定进步，指出不足。这有力促进了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评论业务的发展。 在宣传工作中，准确把握方向至关重要。1948年上半年，战局发展比较平稳，毛泽东把相当多的精力用于指导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当时各解放区的媒体，包括新华社的一些报道中出现“左”的偏向，毛泽东及时发现并要求纠正，为新华社报道指明了正确方向，并对新华社工作提出严格规范。 1948年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党内指示。2月13日，“四大队”致电总社转达中央指示：“凡是文件性质的东西，口语广播时，务须严格依照文件本身诵读，不要删节增添改动。这是原则。”[6]2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通过“四大队”发电报给总社，指出：“关于政策宣传问题，中央已有2月11日电，总社在宣传中必须把握该电精神，慎重处理。不健全的通讯或文章，宁可不发，并将发现的问题，立即反映给我们。”[7] 同年3月9日，毛泽东转批通讯《山西崞县两个区是怎样进行平分土地的》，将其作为土改中纠“左”搞得好的典型经验推广，并致函胡乔木：“请乔木将此件交给范长江，用明码发给新华社，转播全国，在报上发表。翻译时，文字和标点符号不要弄错。发出、广播及登报，时间愈快愈好。”[8]从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新华社工作的指导是多么具体和细致。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有关新华社工作以及如何写文章等问题写给胡乔木的信件，就有20多封，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转战陕北时期写的。 三、锤炼队伍作风 陕北转战一年间，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四大队”人员言传身教，其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严格要求、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使新华社太行总社和“四大队”人员深受教育。 “四大队”每天将厚厚一大叠抄译的中外电讯稿送中央领导人审阅，从退回的稿件中，可以看到上面都有用毛笔、铅笔画的圈、点、线等各种符号，有的还有批注。中央送来的社论、评论，篇篇都是用钢笔抄写，字迹清楚，标点分明，一笔不苟。来送稿的同志总是仔细叮嘱：在传往太行总社以及总社播发时，对译发抄编各个环节都要注意把关，包括标点符号，不要出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