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至今日，东山公园已经成为一座历史的“宝库”，它在静静地诉说过去，在期待中等到了后世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二 时光的影子慢慢移动，人类仅是沧海一粟。而文化，散发着无限的芬芳，闪耀着永恒的光芒。 王更庆夫妇，得益于钢铁，得道于文化。一个偶然的机会，金石之光再一次拂过他们身旁。 2016年正月，在每年一次的东山笔会上，同学程宝堂走到他面前，拿出几张拓片给他看。这一下，让王更庆惊讶不已！ 武安是千年古县，蕴含着独特的地域文化和精神气质。钢铁文化、红色文化、戏剧文化、商帮文化、民俗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交相辉映，若出其里。祠堂寺院遍及大街小巷，因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逐渐湮没人们的视野之中。程宝堂拿出的这些拓片，均出自武安本地。其中一张拓片的内容，深深吸引了王更庆。 这是武安顿井村保存下来的一块《凶年碑志》，碑文记载了民国九年（1920年）发生在武安的社会情景：“民国成立九年，三省一连亢旱。直隶山东不表，但说河南武安。五月麦够子种，秋天禾苗未安。米麦每斤三吊，捃抢道路习见。秆草论斤四十，草根十三不溅。三产只鬻妻子，逃荒山西不断。到彼村庄不留，古庙也不叫站。忍饥挨饿回家，饿死道路大半。食尽树叶野菜，典竭衣服等件。……户户空无一人，难兄难弟离散。幸而上海放赈，三月三次零钱。” 王更庆在慨叹碑文的同时，更为老同学程宝堂身无分文十年寻碑的事而感动！ 原来，1946年出生的程宝堂从小受父兄影响，耳濡目染，喜欢上了书法绘画。虽家境贫困，小学毕业无缘再上初中，但依然一有时间就去逛书店，那些绘画书和四大名著给予他美的享受，偶尔也会把书法类的书籍买回家。上世纪60年代，为了养家糊口，当过搬运工。后来成为当地的画匠，到处为村里画影壁墙。十年前，他深感碑上的书法之美，就想拓下来。 没有任何拓片技艺的程宝堂，向书本学习，并反复揣摩、练习。久而久之，便掌握了每一道程序，开始正式拓碑。 此时，他已进入花甲之年。 因大多数石碑集中在古庙、山寨、岩洞。有的庙宇在山坳或悬崖绝顶，需攀岩跋涉，披荆斩棘，而山路崎岖，人迹稀少，60多岁的程宝堂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冤枉路才能到达目的地。即便到了目的地，又因碑刻高大而需要架梯搭台，这又费尽一番功夫，其中甘苦，不言而喻。 十年来，程宝堂走遍武安，严寒酷暑从不停息。每次出门，或骑自行车，或坐公交，或步行。每次出门，他都要带上干粮和两个水杯。一个用来喝水，一个用来拓碑。有年正月，天气正冷，还没有拓完，竟被冻住了，他只好又找来干柴生火，想办法揭下来。而到夏日，有时候钻进山里，热起来要光着膀子走路。找到了庙门，却又找不到开锁的人，只好往返多次，步行几十里来来回回，吃尽了苦头。有时候在山上的庙里拓碑，水喝光了，干粮难以下咽，他便绕到山后的背阴地，捧几口冰凉的雪，塞到口里暖一暖，再咽下去！有时候碰到热心的村民，也会给他一碗饭或者一碗水。这让他感到世间好人还是多。 艰辛的劳动换回上千张拓片“回家”。王更庆又省吃俭用，买来辞海、词源、康熙字典、说文解字等各种各类的查阅工具书。多年来，凭借典籍和拓碑经验，他俨然成为了一位金石研究的“土专家”。 程宝堂是个没有土地的城镇农民，每个月靠政府150元补贴生活。这些年来，他把节省下来的钱都用在了拓碑上。不够用的时候，他的两个孩子也会接济一些，因女儿和儿子一致认为，父亲是在做一件功德事。 王更庆望着程宝堂那执着的目光，深为动情，他当即决定，鼎力支持程宝堂，为家乡武安留下这一份独特的文化宝藏！ 三 东山文博园，一个“草台班子”沉默多年，终在今日发光。这光，是金石沉睡几百年后的吞吐之光，是古老武安历史文脉的重生之光。 自从王更庆夫妇决定的那一刻起，他们三人便把寻访武安碑刻当成了头等大事。漫山遍野，寻常巷陌，常常跑着一辆汽车，这是一个现代版的“三人行”。三位花甲之年的老人，不顾体衰，登山爬高，拄杖而行。有时候人烟稀少，午饭都难吃到。为了应付饥饿，他们叮嘱司机在车上放了方便面、面包、香肠和水。飞扬的尘土里，两个身负逾亿资产的花甲老人，那么卖力的为家乡寻“宝”，为文化去担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