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许，只有放在大历史中才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是党与农民在并肩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后而建立起的唇齿相依、交洽无嫌的信任关系。 事实证明，勒紧裤腰带搞工业是当时的必由之路。且不说“两弹一星”、机械能源等重大科技项目在国防上的屏障、经济上的拉动，就从农业本身来说，到1956年，我国人均粮食产量历史首次突破300公斤大关，基本达到了热量安全线；1984年，粮食总产量首次实现4亿吨，人均粮食达到390公斤，“基本解决温饱问题”，这之中，除了体制优势外，工业化的牵引、化肥的作用、农业机械的使用，也功不可没。 这也是作为主人翁的广大农民，对自己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义无反顾的奉献。在过去的岁月里，农民已经付出了太多、牺牲了太多，他们本应得到丰厚的回馈，过上更好的生活，却选择了继续奉献，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热爱自己成为主人的这个国家，他们与新中国同舟共济、祸福相连，他们用辛劳与汗水哺育新中国的成长。 这份信任，这份深情，纵斗转星移，亦不能被忘记，也必不会被辜负！ 四 1978年，曲折前行的中国又将开创一个新纪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带领迷茫中的人们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实现了中国发展的伟大转折。这其中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尊重农民 1978年的风呜咽着从江淮大地吹过，那一年，安徽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旱灾，河水断流，水库干涸，土地大面积抛荒。 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召开省委常委会，决定允许农民“借地度荒”，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粮，不分配统购任务。 “借地度荒”限定每人三分地，但这个口子一开，一些地方很快突破了限额。而且，第二年初春，尝到甜头的农民不仅不准备退地，还纷纷要求“就汤下面”，以户承包。 怎么看？怎么干？人们在激烈争论、谨慎观望。不过很快，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发生了。人们发现，1978年冬小岗18个农民已经秘密分田到户、包干到户，而且第二年获得大丰收，“讨饭队”变成了“冒尖队”。 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1982年，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为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正名。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改革的一项战略决策正式确立下来。 历史表象的背后，往往是多种复杂因素的激烈碰撞。在经历了十年曲折后，彼时的社会和人心正酝酿着一股变革的热望与激情。而农民又一次扮演了历史的关键力量，推倒了农村改革的第一面骨牌，自下而上引发了一场社会大变革。终于，农民创造力与国家意志力交织并行、桴鼓相应，共同开启了大变革时代。 从人民公社体制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农民，焕发出巨大的活力，中国农业连续六年大丰收。几乎与此同时，一个在世界经济史上也堪称奇迹的事件正在酝酿、爆发，那就是中国所独有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鼎盛时期，乡镇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到全国近半，实缴国家税金占全国税收总额的五分之一。 家庭联产承包和乡镇企业发展，这是农村最重要的两项改革，都是农民的伟大创造。“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乡镇企业容纳了50％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邓小平曾经评价说。 这场社会大变革发端于农村，很快就“燃烧”到全国经济、政治、思想方方面面。如果用一句形象的话来描述，那就是“杀出一条血路来”；其标志性的地点，就是深圳。 1978年，“深圳”还是明朝永乐八年史籍上一个不起眼的名字，那个标志地点还叫作“宝安”。 5月的一天，当时的广东主政者习仲勋路过南岭村，看到耕地都没人种，而当时很多人偷渡外逃，甚至说“死了之后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这位枪林弹雨闯过来的老人潸然泪下，他说：“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第二年，在向邓小平汇报时，习仲勋提出划一块“贸易合作区”，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曾经当过陕甘边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带领农民分田地、建政权的习仲勋，又亲手推动了与他一生密切相关的第二个“特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