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自己的村庄里，农民拥有了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1953年下半年开始，第一次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豆选、圈名、烫香洞、写号码……朴素的智慧里蕴含着“翻身做主人”的澎湃激情。 千百年来被门第阻断、被知识隔绝，被死死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开始破除迷信、学习科学，开始读书识字、告别文盲。到1960年，全国有1.5亿农民参加了扫盲和各级业余学校学习。 妇女不再被视为男人的附属，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申纪兰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倡议被写入了新中国的宪法。1955年，在一篇表扬实行男女同酬第一村——贵州省息烽县堡子村的文章上，毛泽东亲批：“建议各乡各社普遍照办”。之后，毛泽东更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名言，迅速响彻大江南北。 村庄开始有了基本的医疗资源。赤脚医生、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新中国推进农村卫生工作的“三大法宝”。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天花、霍乱、血吸虫病等被灭绝或得到有效防治。毛泽东在1958年读到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消息，夜不能寐，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的组诗。“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表达了农民群众消灭了血吸虫的喜悦心情。 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政权，赋权农民，让农民自己当家做主，其开创性意义不亚于回天转日。历史不再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也不再需要文人墨客的悲悯，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人们获得了真正的平等，延续千年以等级秩序为基础的治理体系土崩瓦解。 广大农民主体性的觉醒在国家层面上直接表现为劳动力数量的倍增、素质的跃升。30年后，中国出现现象级的“农民工”大潮，成为“中国制造”崛起的坚实基础。这当然是后话。在新中国之初，当家做主的农民群众释放出的巨大热情和创造力，让历朝历代挣不脱的“死循环”迎刃而解。 以土地赋税为例，千百年来农民最高的经济要求和梦想就是“耕者有其田”，但他们即使曾经短暂地获得过土地，很快也会再度失去，这就是中国两千年封建史的“魔咒”：王朝始兴，自耕农得到土地，统治者与民休息，轻徭薄赋；随着时间推移，土地兼并加剧，出现地主豪强阶层，自耕农失去土地成为佃农，赋税加重，民不聊生，帝国推倒重来。 漫长的封建社会也不是没有出现过良好的政策安排。汉代盐铁政策，目的是“节制资本”，不让民间过富；唐代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最主要的精神在于“为民制产”，不让农民过穷；明朝丈田均赋，编制“黄册”“鱼鳞册”，兼有“限民名田”之义……单论设计，堪称苦心孤诣。 但是，在一个农民没有主体性的社会，制度设计越精巧，维护成本就越高。没有农民的自我参与、自我管理，连土地户籍的动态统计都跟不上，再好的设计最终也会名存实亡。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每一项制度之推行与继续，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否则徒法不能以自行，纵然法良意美，终是徒然。” 而新中国从成立伊始，就明确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就赋予了农民管理与自我管理的权利。农民的智慧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一旦获得自主权，他们将创造出最具实用性的制度，他们将自发维护制度。 因此，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只有在新中国的农村，历史的恶性循环才可能彻底终结。 当家做主的农民，不仅实现了自身的觉醒，也以强烈的主人翁精神哺育着自己的国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工业化迫在眉睫。大国工业化的核心是重工业，而重工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如果等待资本自发积累，这必将是一个极其缓慢的历史过程。年轻的新中国正被帝国主义围堵，拖不起，也等不起。无奈之下，压低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价格，牺牲部分农业利益，成为当时工业化发展最主要的资金来源。 如今，亲眼见证过“嫦娥探月”“蛟龙入海”等超级工程的人们，该如何去看待这一历史进程？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农民的牺牲和贡献，中国才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快速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我们今天举世瞩目的工业制造能力、稳居第二的综合国力，也无不是奠基于那段艰苦奋斗的岁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