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领导干部，要多读一些人文书籍，包括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也包括文学，文学不仅仅是为了消遣，也是为了使我们保持对人性、对生活复杂性的敏感，更具同情同理之心，这对一个领导干部可能也是重要的。”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如何坚持读书学习，在书籍中寻找趣味？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古代经典在今天的影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就此专访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
李敬泽 资料图
我们需要一种以中国为本位面向世界的想象力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爱上读书的？什么书对您影响比较大？
李敬泽：这个问题特别难回答。读书如吃饭，你没办法说清到底哪碗饭特别重要。如果列出作家的名字，那就会很多：左丘明、司马迁、班固，托尔斯泰、博尔赫斯、纳博科夫，杜甫、曹雪芹、蒲松龄、鲁迅，等等。以及唐代、宋代、明代的一大群笔记作者。很难说谁的影响最大，他们在不同时期引导了我的眼光和趣味。
第一次接触书的情形，不记得了。我父母都是文科生，家里本来就有书柜，里边装满了书，书籍对我来说是一个给定的、原初的人生背景。更何况我母亲还是那个时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少见的兴趣广博的读者。那时找到一本有意思的书是不容易的，几乎可以据此衡量一个人的好奇心、心智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她的好奇心很强，热衷于思考世界与人生，并且广交三教九流的朋友，总能通过种种神秘的途径找到有意思的书。
记者：读您的《会饮记》，感觉您就像一名导演，驾驭无数的镜头，腾挪跳跃，却又收放自如。另外，《青鸟故事集》的腰封上面写着：“作家中的考古者，评论家中的博物学者”，书中充满了考古学和博物学式的智力趣味，您为何会对此感兴趣？
李敬泽：不要相信腰封，那是“妖风”，打广告的。所谓“考古者”“博物学者”云云，就相当于说我是厨师中的歌唱家或作家里的厨师，是夸耀，其实也是嘲讽。我的确是有一点考古的、历史的、博物的趣味，可能与考古和博物作为“家学”有点关系，我父母都是北大考古系毕业的，父亲写过中国第一本文物学概论，现在还用作教材。刚才说到小时候家里有书柜，其中主要都是历史书，或者按现在的说法，传统文化方面的书。最近读了两本艺术史书籍，忽然记起小时候读过家里一本很旧的《中国绘画史》，是不是这个书名我记不清了，甚至作者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好像是俞剑华，但是现在再读中国艺术史，忽然就想起这本书，看范宽马远、董其昌文征明都觉得亲切，是如对故人了。所以，不要纠结于读书有用无用，最无用的读书可能也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你。这两三年忽然对艺术史感兴趣，大厚本子买了很多，仔细想想，可能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家书柜里那本《中国绘画史》起了作用。
这是趣味，一定程度上也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比如当你关注物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建立一种世界史的、普遍联系的视野，一件青铜器，它的花纹、铸造工艺是大范围、长时段的人类交往的结果，从欧亚大草原到黄河流域，几千年来就存在着种种隐秘的联系，一个商代的青铜工匠和一个西伯利亚的工匠互不相识、也不相知，但他们之间其实是有关系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对布罗代尔的年鉴学派很感兴趣，他们不关注帝王将相，相反，他们关注的是大范围、长时段里普通人的生活和劳作、物质的生产和流通对于历史的更深刻的塑造作用，实际上我是通过年鉴学派更深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一段时间乱七八糟读了很多书，对于边缘的、零碎的历史材料特别感兴趣，比如中西交通史、名物史等，当然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想作学问，我的兴趣在根本上还是文学的，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那样，像一个导演，把很多片段、镜头拼接起来，最后构成一个有意思的或有意义的故事或图景，这个故事或图景使世界变得陌生，令人惊奇，偏离了习以为常的视角，让我们获得某种新的认识。《青鸟故事集》出版后，我有一次偶然在豆瓣上看到一位读者的评论，他对我表示了蔑视，因为书中涉及的一些话题已经被学术界处理过了。我想，的确是这样，近些年来，随着“一带一路”，随着全球史的学术潮流，很多中西交通史问题成了显学，甚至在《长安十二时辰》这样的电视剧里成了大众知识。但是，这本书的大部分写于二十年前，那时可没什么人对这种事感兴趣，在学术界也是冷到结冰的冷门，所以我把那位读者的蔑视当做了另一种表扬。一本书也是时也命也，二十年前那一本出来以后印了三四千册，没什么人看，也没人注意，二十年后才算是赶上了它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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