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孟德尔通过豌豆实验发现遗传定律，到袁隆平通过杂交水稻让全国人民“吃饱饭”，人类在超过千年的历程里不断尝试着用各种方法来改变植物的基因组合，以得到满足人类需要的作物特征。以杂交育种为代表的传统育种方式需要靠大量的“试错”来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而许多人类求之不得的作物性状只在漫长岁月等待后的自然基因突变中才悄然出现。长久以来，人类为了提高这一选育过程的效率而作出了大量的努力。转基因的出现则为人类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世界为什么需要转基因？
1980年以来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世界带来了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所涉及的一系列技术，而这些技术现在则被人们泛泛地称为“转基因”。通俗地讲，转基因技术可以将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的基因片段从一个生物体中定向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中。在农业应用中，相比传统育种，转基因技术这种“定向”的操作方式大大加快了对特定优良性状的选育过程，并降低了传统杂交过程中巨大的不确定性。同时，转基因可以使得一些以杂交方式无法实现的基因组合变为现实，为优良性状育种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在全球范围内，目前已产业化的转基因作物主要的特性是抗虫害和对特定农药免疫。这两类转基因作物特性是对农民需求的直接回应。在许多大宗作物的生产过程中，防治虫害和除草等环节都需要农民做出大量的资源和时间投入。这两类特性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农民的生产和管理成本。我国在20年前开始推广转基因抗虫棉也是对当时棉铃虫大爆发并造成“棉荒”的一种回应。我国目前转基因棉种植面积逾300万公顷。除棉花外，我国唯一的另一个产业化转基因农产品是番木瓜，但相较于棉花，其种植面积几乎可以忽略不记。
转基因作物的另一大“卖点”是增产，但国内外对此一直存在诸多争论。《纽约时报》在2016年的一篇专题文章曾通过对美国和西欧玉米单产变化趋势的简单对比“证明”转基因玉米不会增产。就此，笔者在与著名农业经济学家Colin Carter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对这一“证据”进行了批驳，并指出一个科学的对比必须基于对气候、政策等诸多其他因素的控制之上。在去年发表的一篇学术文章中，普渡大学和堪萨斯州立大学的研究者利用现代计量方法，在控制了诸多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发现，美国转基因玉米的采用对玉米单产的提升达17%。这种增产效应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虫害减少和生产环节效率提升。
目前，全球范围内转基因采用率最高的作物是棉花、大豆、玉米、菜籽。其中，转基因棉花产品几乎不会出现在食品行业。转基因大豆、玉米、菜籽则主要以加工制成品、动物饲料等形式支撑着整个食品工业的运转。此外，很大比例的转基因作物并不会直接进入食品工业，而是以各种形式进入能源（如生物燃料）、化工（如玉米化工醇）等其他领域。由于转基因玉米、大豆的特性不是提高口感或营养，他们在生鲜农产品市场上并不具备任何竞争力，也因此不会作为生鲜农产品直接用于食物消费。
从世界农业发展的角度来讲，转基因作物的普及和推广将是一种必然。一方面，人口增长本身及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意味着全球的食物消费需求会在未来持续上升。世界银行在2017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全球的食物消费需求在未来15年内将至少增加20%。另一方面，耕地资源愈发紧张，食物供给的压力将主要通过提高单位面积的产出来得到缓解。然而，基于著名农业经济学家Julian Alston等人的研究发现，传统育种在增加单产上的边际贡献已经变得非常微小。若干年后，转基因对人类而言可能将是“生与死”的选择。
中国的转基因产业化或成被动选择
在食物需求和供给间的矛盾这件事上，中国是世界的缩影。在需求端，我们看到的是粮食需求量持续上涨；在供给端，我们看到的是对18亿亩红线严防死守。在粮食自给的方针下，供需间的矛盾似乎越发难以调和。一直以来，国家层面显然对转基因等生物技术的发展十分重视。我国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在20世纪80年代便开始起步，如今大面积推广的转基因棉便由我国自主开发并拥有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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