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京城大疫。此时，一位中医人挺身而出，救治了很多危重病人。6年后，他著成《温病条辨》一书，成为后世中医温病理论与实践之大家。他究竟是谁呢？他的故事对当前的疫情又有哪些启发意义呢？
清代乾隆、嘉庆期间（1786—1820），这一期间瘟疫的流行相对于整个清朝来说，是次数比较少的时期，85年间共记载疫病发生8次。1793年这次并不特殊，但特殊的是，通过文献可知，这一年，一位温病学大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他就是清代医家吴鞠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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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病和瘟疫均属于中医温热类疾病，具有病邪从口鼻而入，但发热，不恶寒，传变迅速，易耗津液之特征。但两者又有一定的区别。一般认为，温病含义宽泛，包括瘟疫，而瘟疫则是指温病中发病、传变更为迅速，传染性更为强烈，病情更加危重凶险，死亡率更高。
吴鞠通（1758—1836），江苏淮安人，清代杰出的温病学家。出身书香门第，本习儒业，19岁时因父病不治，死于庸医之手，认为“父病不知医，尚复何颜立于天地间”，愤然激发学医之念。后来受到张仲景“外逐荣势，内忘生命”之启发，慨然放弃科举，为父守孝期间便购置医书，朝夕诵读。23岁时，又因侄儿巧官罹患温病，死于庸医之方，更加激发了从医之志，并重点研究温病。
1783年，吴鞠通在北京检校《四库全书》，得见明代医家吴又可的《温疫论》，认为其“议论宏阔，发前人所未发”，专心学习，受到很大的启发；随后又研读晋唐以来各家学说，受益匪浅。吴鞠通深入钻研《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医学典籍，并涉猎群书，阅读《易经》《诗经》《周礼》《礼记》等儒家经典。当时一些人喜爱简便浅近之书，甚至只读《药性赋》《汤头歌诀》等，便开方治病，自矜己德。吴鞠通严厉批评其“不读古书，安于小就，得少便足，囿于见闻”的恶习，斥责此为医家之“大病”。
据史料记载，1793年京城温疫大行。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也提到了这次瘟疫：“乾隆癸丑春夏间，京中多疫。以张景岳、吴又可之法治之，十死八九，不甚验。”患者因有些医治不当，死亡很多。
一位27岁的史姓妇人，怀孕7个月了，不巧染了瘟疫。第一位医生用了发散风寒的药，病情却加重。第二位医生看散寒没有用，就做出了热证的判断，用了大量龙胆草、芦荟等苦寒、泄肝火的药物。患者服用后出现了胎动不安等症状。正当大家束手无策之时，有人请来了吴鞠通。
吴鞠通上门的时候，只见患者倚在床上、表情烦躁、身体虚弱。吴鞠通开始观察舌象，患者舌苔是正黄色，黄苔烂去半边（正常人应该是薄白苔，舌质淡红），脉象洪数兼浮，眼睛外凸，如蚕豆大。
吴鞠通诊断是“邪热内盛、气血两燔”。可是，第二位医生用“龙胆草、芦荟”清热怎么没用呢？原来，这两味药过于苦寒，且性燥，苦燥则伤津，会进一步损伤患者的“津液”。这时，应该用一些甘寒、濡润、清热生津之品，才适合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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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些中医受西医思维方式的影响，盲目地将双黄连口服液、清热解毒口服液等清热类成药，或将“黄连、黄芩、连翘、金银花、大青叶、板蓝根”等大寒的中药，用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认为这样就可以“抗病毒”。其实，这就抛开了中医辨证论治，违背了传统中医的思维方法。不但难以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可能还会造成苦寒伤胃，延误病情。
吴鞠通针对这个复杂病情，开出的方子是：生石膏四两、知母一两、炙甘草四钱、犀角六钱、粳米一撮、细生地六钱、麦冬五钱。
此妇人服药一天后，胎儿的烦躁就好转了，本人也精神了些。
四天后，吴鞠通复诊，患者有了新情况，大便不通、小便只有几滴、舌头由黄变黑，嘴唇严重干裂。
表面上情况像是严重了，可是在温病学家看来这是透邪外出的表现，这时候只要再给邪气找到出路就好了。
吴鞠通接着用的是“泻下法”。这一来家属就担心了，毕竟有七个月身孕，伤到胎儿如何是好？吴鞠通安抚家属，这样用药是有依据的，《黄帝内经》曾有“有故无殒，亦无殒也”的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