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发表的《试论国家安全学的对象、任务和学科性质》这篇文章对国家安全学的这种论述，直接奠定了刘跃进教授2004年主编出版的我国首部《国家安全学》的编撰框架，也展示了最近几年被其称为“四面一体国家安全体系”的雏形。此外，这篇论文中提到的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战略，在2004年出版的《国家安全学》中用了两个专章分别进行了讨论，并且提出要确立系统安全观，这对十八大以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两个国家安全战略文本的出台，提供了重要的知识服务和学理支撑。[5] 二 《文集》上册附录收入的《国家安危，匹夫有责——评<国家安全学>》（2004年）一文所评《国家安全学》一书，是国家安全学正式诞生的标志。至此，刘跃进教授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安全学重要领军人物。 张卫教授认为，刘跃进教授主编的这本《国家安全学》，“不仅是国内‘国家安全学’研究方面第一本填补空白的教材性专著，更主要的是该书把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国家安全问题全面地理出了头绪，使国人可以总体上了解国家安全的真正意义。” [6]作为江南社会学院情报学教授、我国国家安全学方面的专家，张卫教授在书评中还写道：“刘跃进先生是北方人，但像敝同乡先贤苏州昆山的顾炎武一样，学问渊博，且以天下事为己任。顾炎武有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鄙人读了这本45万字的《国家安全学》后，不仅有一种集国家安全学问之大成的收获感，更产生一种国家安危、匹夫有责的责任感。这些感觉，源于《国家安全学》一书中的全面系统的丰富内容、与时俱进的思想观点、逻辑严密的论证话语。” [7]在给予《国家安全学》以充分肯定的同时，张卫教授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其中既包括文字方面的差错，也包括内容方面的缺失。例如，他认为，在“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一章中，应该有人民防线、民间组织等作用的内容。[8]国家安全学学科的发展完善需要时间的积累，国家安全学理论也有一个日臻完善的历史过程。虽然《国家安全学》还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不完美的地方，但是不影响其在我国国家安全学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地位。 国家安全思维方式是相关主体看待国家安全问题的方式、方法的理论总结，对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发挥着宏观的指导作用。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思维方式作为指导，那就不能透过现象正确认识国家安全问题的本质，也不能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更谈不上塑造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学的诞生除了需要厘清对象、任务和学科性质，更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与张卫教授赞赏《国家安全学》一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不同，刘跃进教授在对国家安全学诞生和阶段性发展进行总结时，特别强调国家安全学创建过程中非传统安全思维方式的重要作用。从书中文字表述可以看出，“非传统安全思维方式”应该是和“传统安全思维方式”相对应的思维方式。正确区分二者，不但要从词义解释上廓清“传统”和“非传统”的区别，还要厘清非传统安全思维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演变。只有如此，才能够对二者的嬗变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众所周知，冷战后期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随着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传统安全思维越来越难以解释更加复杂多样的安全现实。时代呼唤能够解释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也能够更好解释传统安全问题的新观念、新思维。在载入《文集》上册的《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中的“非传统安全思维”》（2009年）一文中，刘跃进教授开创性地用“非传统安全思维”这一术语来概括此前其研究国家安全学的新观念、新思维。难能可贵的是，这里虽然抛弃了传统安全思维而选择了非传统安全思维，但却没有抛弃传统安全问题，而是既力图用非传统的安全思维方式解释和解决种种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力图用非传统的安全思维方式解释和解决各种传统安全问题。这就是说，无论是传统安全问题还是非传统安全问题，都需要纳入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之中，也都需要在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中通过非传统的安全思维方式给予新的解释和解决。在这篇文章中，非传统安全思维是一种包容而不是排斥传统安全问题的思维方式，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在非传统安全思维中得到了更好的解释。可见，刘跃进教授对非传统安全思维方式的认识，并不是激进的，也不是一维的，而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之上的多维度思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