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检察官学院驻校检察教官代表、重庆市沙坪坝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四级高级检察官黄奕玮表示，教学让自己在检察实践中学到的知识和智慧传递给了更多人，这是对她所热爱的检察事业最好的“告白”。“我会继续将检察工作的新理念新要求融入到课程教学中，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使课程能够解决实际问题。”黄奕玮发言时提到，去年此时，就在国家检察官学院，经过“一路拼杀”，她获得2020年“全国十佳公诉人”称号。“真是英雄出少年啊！”张军为她点赞，鼓励她再接再厉，将政治融入业务，不断学思践悟，争取更大提升。 翻开最高检的“工作词典”，会发现同堂培训近年来一直占据“重要位置”。从认罪认罚从宽的同堂培训到落实民法典的同堂培训，最高检一直是同堂培训的积极倡导者、务实推动者、切实践行者。最高检的领导更是在多种场合力推这项能够形成法治共识，统一司法理念，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推动全面依法治国落得更实的“大工程”。这样的“大工程”，也获得了座谈会各方代表的认同。 “继续加强合作，共同探索教育培训工作规律，创新教育模式”“同堂培训对于提升政法工作质量、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建议进一步完善同堂培训的机制”……国家法官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院长孙晓勇，公安部人事训练局教育训练二处处长、二级巡视员论栋梁就加强合作、强化同堂培训提出建议。 “多年前，您就提出过同堂培训的理念，去年您来全国律协座谈时又提到了同堂培训。”司法部律师工作局副局长刘华春对张军多次提出的同堂培训印象深刻。他认为，同堂培训有三方面作用：开“前门”，建立司法人员和律师正常接触交往的平台；堵“后门”，通过正常的交往堵住不正常交往；促共识，司法人员了解律师的职业难处，律师了解司法人员的职业追求，有利于形成共同的法治信仰和职业理念。 “在司法活动场域中，司法人员以及律师等需要共同的高专业水准，如果专业水准参差不齐，就会出现‘聋子对话’的局面！”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以一个形象的比方来说明同堂培训的重大意义。在他看来，同堂培训不仅推动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而且对公检法司等系统整体专业能力提升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培训不仅仅是知识的更新，更是知识的创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艺在肯定同堂培训效果的同时，提出建议，“培训只是一个初步目标，希望可以将培训成果转化，比如把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通过司法解释来解决等，为推动中国法治进程贡献更大力量。” “2019年以来，国家检察官学院联合多家单位举办了多期同堂培训。在培训中，我们坚持‘缺什么补什么’，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不断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国家检察官学院教务部副主任邢晓芸表示，学院将进一步研究同堂培训的科学模式和合理方法，不断提升同堂培训的质效。 “希望可以建立完善的同堂培训机制，公检法司等多家单位轮值培训，增强同堂培训的力度。”北京市高级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高文斌表示，自己曾参加过一次同堂培训，收获非常大，建议将同堂培训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让更多人感受同堂培训的魅力。 “同堂培训模式新颖，内容丰富实用！”和高文斌一样，广西壮族自治区中渡监狱副监狱长李建斌也是同堂培训的“受益者”，“希望同堂培训能够进一步深化。此次举办的‘减假暂顽瘴痼疾整治’同堂培训班，培训内容都是围绕当前工作中亟待共同发力解决的问题展开，非常务实。” 同样参与过同堂培训的河南省新乡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吴岩建议，同堂培训在培训方式上可以更加多元化，比如培训场所不限于教室，可以走出去，采用“实践+实景”模式，让培训更深入。 “30年来，国家检察官学院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检察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解决了检察教育培训‘有没有’的问题。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检察教育培训要向‘好不好’转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