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脉脉数据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在“逃离北上广深”呼声比较高的2017年，从一线城市去往二线城市发展的人群中，主力军为25-29岁的年轻人，占到移居人数的45.9%；其次是20-24岁，占比22.0%；排在第三的年龄段是30-34岁，占比21.3%。 从一线城市“逃”到二线城市去发展的人才，其共性是：拥有5年以上的工作经历，通过在一线城市工作积累了能力，随后移居二线城市追求更好的生活，开启自己的第二人生。 杭州、苏州、成都、西安、郑州、武汉、南京这些城市，承接了大部分转移人口。当然，还有一部分人选择了回老家。 那如果早晚都要离开，为什么不早点离开？ 前几年有个词叫“拼爹”，这几年大家也还用着。“拼爹”现象在越落后的地方，其实越明显。 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在中部某农业县挂职两年，写了25万字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 因论文写作要求，“中县”是化名。这个位于中原腹地的农业县只是中国2000多个县中普通的一个，人口80余万，GDP排在省里所有县的40多位。 冯军旗在深入调研后发现，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 有的官位“世袭”，或是几代人，或是亲属连续稳坐同一官位；有的裙带提拔，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普遍的规则是“不落空”现象，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更可怕的是，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 所以，如果我们毕业了不在北上广深摸爬滚打一圈积累经验，回二三线甚至小县城，拿什么跟别人拼呢？ 北上广深的户籍和高房价，与二三线城市的“拼爹”暗涌，成为哈姆雷特式难题：选择前者，意味着经济与拼搏的压力；而选择后者，则意味着接受“先赋差距”的决定性作用——换言之，在自己家乡的中小城市打拼，可能底气反而更加不足。年轻人面临的“两难”。 学会与自己和解 “北京就像一个‘渣男’，你把最好的青春给了它，它却不肯给你一个家。”“北京挣钱北京花，一分别想带回家。”在北京生活过的人看到这两句调侃，可能都会露出辛酸但又会心的一笑，最后搞得哭不像哭，笑不像笑。 其实，很多人离开北京回了老家，但折腾一段时间，又选择了再次回来。 在老家的小县城，基本一个小时以内就可以到所有地方，晚上九点以后街上就没什么人了。那里没有看不完的展览、话剧和讲座，却多了以攀比为乐的亲戚同学。在他们眼里，27、28岁不结婚；不想考事业单位、公务员；结了婚不要孩子想丁克……这些行为都是异类。 离不离开、回不回去，其实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战争。留和走不停地交战，一边是风火雷电，把自己烧得遍体伤，一边是斧钺钩叉，将过去杀得片甲不留。这两种方式，烧得全是自己，疼的也是自己。 突然想起来一个超级老套的故事。 从前，齐国有一对很要好的朋友，一个叫管仲，另外一个叫鲍叔牙。年轻的时候，管仲家里很穷，又要奉养母亲，鲍叔牙知道了，就找管仲一起投资做生意。管仲没有钱，所以本钱几乎都是鲍叔牙的，可是，当赚了钱以后，管仲却拿的比鲍叔牙还多，鲍叔牙的朋友看了就说：“管仲怎么能这样呢？本钱拿的少，分钱的时候倒拿的多！”鲍叔牙却说：“不是这样的。管仲家里穷又要奉养母亲，所以才多拿一点。” 还有一次，管仲和鲍叔牙一起去打仗，每次进攻的时候，管仲都躲在最后面，大家就骂管仲说：“管仲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鲍叔牙马上替管仲说话：“你们误会管仲了，他不是怕死，他得留着他的命去照顾老母亲呀！”管仲听到之后说：“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人可是鲍叔牙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