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2015年前后，这种竞争越来越充分，直至“垄断”格局初现：O2O百团大战进入尾声，滴滴与快滴合并，美团与大众点评合并，腾讯、阿里陆续通过投资入股迅速建立各自派系。 “二选一”在这种氛围中愈演愈烈。2015年11月，京东实名举报阿里巴巴胁迫商家“二选一”；2017年11月，京东针对天猫、阿里巴巴正式提起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诉讼。此后的2018年10月和2019年6月，拼多多和格兰仕也先后发表声明，直指天猫要求品牌商或企业“二选一”。 这是一个从量变走向质变的过程，但究竟什么时候是临界点，没人说得清楚。可以确定的是，互联网从未离开过监管层视线。 从2016年多次领导层发言总结，在反垄断靴子落地之前的很长时间内，互联网只是被当做一个“新事物”来对待，不能照搬传统业态的监管办法。留出时间是让其自由生长和趁机暴露漏洞，以期形成更公平有效的监管政策。 这意味着巨头以不同程度的垄断行为扼杀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侵害消费者权益等，早已被自上而下地认知，只是在如何监管上仍被审慎对待。 至于为何在今年集体爆发，在多位接受界面新闻采访的学者看来，国内诸多事件的推动是一方面原因，另外，国际环境下有关互联网巨头垄断的舆论气候也在发生变化。 去年7月29日，围绕企业市场主导地位是否存在不正当竞争，美国众议院反垄断委员会向科技四巨头提起诉讼，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苹果CEO蒂姆·库克、Facebook（现Meta）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掌门桑达尔·皮查伊首次同时接受调查。 自2017年起，欧盟的反垄断施压力度也在扩大，包括亚马逊、苹果、谷歌在内的多个科技巨头接连收到巨额罚单。其中，谷歌在2018年因在安卓系统上滥用其支配地位被罚款43亿欧元，成欧盟史上金额最大罚单。 据报道，目前全球范围内针对苹果、亚马逊、谷歌和Facebook等公司的竞争相关诉讼或调查经不完全统计已有70多起，而2019年以前，这一数字仅为17。 从国际环境来看，“欧美对平台经济领域加强反垄断，一定程度上也给我们的监管部门造成了压力，或者说引起他们的警觉或者重视。”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讲师伏啸表示。 “另外，当国外已经开始比较重视去改善互联网竞争和经营环境的时候，从我们提升（国内互联网巨头的）国际竞争力角度来说，政府也有必要进行跟进。”他说。 至于国内氛围，“从去年到今年，互联网的发展态势没有变化，变化的是顶层对于互联网的风险感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许可认为，“这种变化来自于互联网的深度数字化，从线上线下两个隔离市场逐渐变为一个市场——这种深度变化引起了更深刻的反弹。” 良性竞争仍被期待 种种迹象指出，今年只是表象上的互联网转折之年，如果要追根溯源，这颗种子在平台经济诞生之日起就埋下了——只是随着它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从挑战者转变为在位者，面向它的监管规则势必要进行重塑。 目前多出的重点是，监管应当具有效用，但如何评判监管的有效性是一个难题。 就抑制资本的无序扩张而言，许可指出，世界范围内就反垄断监管效用判定的主流思路还是看短期。即一个案子是否站得住脚，就看如果没有对这些行为进行规制，单靠市场看不见的手能否自我纠正其负面影响。但长期来看呢？业界无法想象“二选一”没有被制止的世界最终如何，因而也无从比较。 这种思路也适用于其他监管领域。 例如，自滴滴多起乘客遇害事件发生，到货拉拉跳车案件，消费者针对三方经济中的撮合商“平台”的质疑情绪的确愈发凝重。再比如，《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虽相继出台，由人脸识别、大数据算法等技术引起的个人隐私恐惧仍在加剧。 而民众情绪的回温要依靠切实的举措。当用户看到网约车录音、报警等各项保护措施跟进，个人信息违法滥用事件明确减少，以及企业在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措施方面的创新，信任或许可以得到重新建立——这都需要时间。 不过对此需要认清的是，技术不可倒退，也不能因导致负面事件而被永久扼制。在此之前，网约车等新业态，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其带给民众及社会的积极效益不可抹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