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07 15:23:45 来源: 网易教育
 1921年12月4日，鲁迅开始在《晨报》副刊上连载《阿Q正传》。那年1月他就写过《故乡》。 《故乡》太含蓄优雅了，从1840年算起，中国已经持续焦虑了80年，那条希望之路好像并不是走得人多了，就自然能走出来的——总得有人站出来去指那个方向。 当然也是多年之后回头看，我们才意识到1921年的中国（天津卷：纪念日；上海卷：时间的沉淀）在指路的问题上完成“正反合”：7月的建党是“正题”，12月的《阿Q正传》是“反题”，而“合题”的关键词，是站起来。 一部《阿Q正传》，是一部关于“侮辱”的小说，更本质的，是一部关于“御辱”的小说，而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毋宁说是讨论“御辱方法论”的历史。 在鲁迅看来，“家奴”和“洋奴”是没有分别的，所以师夷、体用或者洋务都没有切中要害，鲁迅要让中国人先站起来说话。 这是一个民族觉醒的先决条件。（北京卷2：成熟的模样） 这个问题之前不是没有人想过，比如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看来，解放中国女性的“三寸金莲”，也就解放了整个中国的生产力。 然后鲁迅就默默的写了祥林嫂：祥林嫂“手脚都壮大”，可是大脚的祥林嫂还是冻死了。 同样是为了实现理想，鲁迅与康梁倒未必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但显然鲁迅把这个问题又往前推了一步。（全国乙卷：追求理想的路径） 后人都知道鲁迅是弃医从文的，所以你难说鲁迅是生不逢时还是生逢其时。（北京卷1：论生逢其时）甚至即便是“从文”，“从”到要写小说的程度，鲁迅几乎是冒了颜面扫地的风险。 那是一个小说和小说家都完全不入流的年代。让鲁迅这样的大先生放下身段写小说，理由只有一个：他真的要启蒙，而白话小说只不过是一个在当时最合适的手段。 如果说“启蒙”在那个年代是“可为”，那么“白话小说”就是鲁迅的“有为”。（全国甲卷：可为与有为） 鲁迅开始创作《阿Q正传》那年正好40岁，再往前推20年，也就是鲁迅离家前往南京矿路学堂那年，他留了一首诗。据说这是鲁迅现存最早的诗： 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浙江卷：得与失） 鲁迅在20岁的年纪，面对飘摇不可知的未来，在“立言”这件事上却异常笃定，这种笃定，是他20年后创作《阿Q正传》的根底，这种笃定，贯穿了他的一生。 因为不计得失，鲁迅的仗义执言才成了手术刀。比如他在《阿Q正传》里毫不客气指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这乍看起来与毛泽东1917年在《体育之研究》上的论述方向稍有出入，但事实上，这又是两则足以作为互文的材料：有了“站起来”这个前提，才有“生而弱者不必自悲”、“吾生而弱乎”的发问。（新高考全国卷Ⅰ：体育之效用）
然而在鲁迅的笔下，阿Q到最后也没能站起来。“阿Ｑ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阿Q是用了平生的力气画圆圈，他为了怕人笑话，一定要画得足够圆。 鲁迅终其一生也不肯在民族命运的诉状上画圆圈，即便他知道自己等不到民族复兴的那天。而这，甚至再一次为鲁迅的“不计得失”做了注脚。 100年前的鲁迅，在中国这个大描红本上，用力的勾勒出了“人”字的模样。那是一个大写的“人”字。（新高考全国卷Ⅱ：描红的寓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