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制度文明来看，中华民族始终注重在创新中发展制度文明。国家制度层面，夏朝作为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国家，按照世袭制度确立权力的转移方式。西周灭商后，实行分封制开启中央和地方关系模式的探索。秦朝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后来国家制度发展的基本框架。在国家行政体系方面，秦朝确立三公九卿制度，隋唐演变为三省六部制，明代废除宰相制度，这些对国家治理的不断探索，集中体现我国古代先民的治理智慧。 选人用人方面，世袭制、军功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古代选人用人制度逐步完善，阶层之间得到广泛流动，民众参与国家治理的机会增多。 此外，与行政体系制度相匹配的监察制度，与选人用人密切相关的文官制度、品级制度等，比西方至少早了一千多年，有的法律制度书籍还超越国界，成为不少国家学习的范本。中国的政治文明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变革探索，与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密切联系，在世界政治文明中独具中国特色。 创新性有其独特的内在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皆未能承续，唯有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这与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密不可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是中华民族内在品质和精神气韵的表现，有着独特的内在特质。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是主动式的变革创新。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民族从不因循守旧、拘泥传统，自古就敢于主动求变、善于求变。 商汤时期，中华先民提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理念；《康诰》曰：“作新民”，激励人弃旧图新；《诗经》中指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易经》中指出：“凡益之道，与时偕行。”这些创新、立新的理念，反映出因时而变、与时俱进的创新思想早已植根于中华先民的精神世界。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长河里，中华先民始终保持主动创新的精神魄力，一次次主动变革，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 比如，就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发展轨迹而言，从石器的使用到铁器的生产发明，从石犁、铁犁、曲辕犁的更替到都江堰、坎儿井的修建，这些农业器具和水利工程，见证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归根到底得益于中华先民的主动创新精神。再如，中华先民从结绳记事再到根据图画，发挥想象创造出甲骨文，后经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汉隶、楷书的演变，最终让汉字成为记录历史、传承文化、传播文明的重要载体。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是辩证式的守正创新。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在中国古代的精神文化中，创新是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 《易经》中《杂卦传》指出：“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淮南子》中提出：“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则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汉代恒宽在《盐铁论》中写道：“孔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故圣人上贤不离古，顺俗而不偏宜。”这些均表现出中华先民推陈出新的重要理念。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体现的是传承与创新并重，变与不变、原则性和创造性的辩证统一。中华民族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中，形成传承与创新交互为用的特点，始终保证中华文明具有开创新局的旺盛生命力。 比如，从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制度的演变来看，秦朝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后，实行郡县制，强化中央集权。随着战乱、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郡县发生变化，南北朝时期便在郡县的基础上设置州，实行州郡县的三级管理体制。元朝时期，疆域面积的改变和出于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实行行省制，省下有路州（府）县并延至明清。中国历朝行政区划制度在借鉴前朝经验的基础上，实行符合实际情况的疆域制度，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治理体系在借鉴中谋创新，在传承中求发展的显著特点。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是开放式的融合创新。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疆域面积广阔、地域文化多样、民族特色异彩纷呈。不同民族和地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贡献了独特的文化元素，各民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交融，形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保持了多元丰富的面貌，彰显出“融同化异”的坚韧特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