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泽民结合新的实践，进一步深化了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思考。他指出，认真总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以及我们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曲折的教训，深刻分析它们的原因，可以得出两条结论：一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二是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各方面改革，改革要从实际出发，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循序渐进，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20世纪90年代，他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1992年6月，他提出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势在必行，不然就不可能实现我国的现代化，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他明确提出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为中共十四大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中共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到20世纪末，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江泽民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他强调，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要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他指出，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他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他提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要加快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深化金融、财政、计划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手段和协调机制，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注意掌握调控力度。他强调，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进入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紧紧把握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的趋势，强调中国要发展、要进步、要富强，就必须对外开放，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合作，吸收和借鉴一切先进的东西。他提出，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继续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不断丰富对外开放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党从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江泽民阐明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第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同样世界贸易组织也需要中国，没有12亿多人口的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是不完整的，也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第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只能以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第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平衡，中国不会接受过高的、超出中国承受能力的要价。遵照这些指导原则，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过程中始终掌握主动权，于2001年12月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江泽民强调，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扩大商品和服务贸易，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坚持以质取胜，经济特区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他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两个轮子，必须同时转动起来。他强调，中国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世界各国文明成果，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社会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冲击，处理好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