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始还好，尚有一线光亮，分辨得出哪是路，哪是崖。后来，则是一片混沌，白白的雪，黑沉沉的林，哪里有什么道路，只有时隐时现的那根“亲爱的”电话线，指引我们前进。茫茫大山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唯有萧萧北风和远方大炮锤击大地的沉雷声，伴随着我们。腿已经酸抖得不行，气喘如牛，手臂也有些麻木了。这是在零下30~40摄氏度的高山上呀。但还得走，还得爬。真想在那毛茸茸的雪地上躺一小会儿。可是不敢，据说，那是会长眠不醒的。 忽然间，我们迷路了。交通员也辨别不出该往哪个方向走。电话线找不到了。往前走找不到，往回走还是找不到。脚印也被风雪掩埋了。可真急死人啊！我们动用头脑中一切军事知识来分辨南北——我们是要向东南方向走的。天空阴沉，不见一颗星星；树身朝南的一面比朝北的温度高一些，但手已经麻木了，贴在树身上几乎沾去一层皮；崖头的灌木该是向南的一面旺盛，也看不出；炮声应该在东南方向，可在这大山里好像几个方向都有炮声。真是没辙了。最后还是下决心就按最可能的方向走，撞运气吧。终于又看到了电话线，那高兴劲儿就甭提啦！我们登上了4000米高广城岭峰顶，东南方向一片闪光、火红，那里就是激战的火线。 上山容易下山难。这话不假。我是穿着一双圆头毛皮靴入朝的，鞋底有铁钉，不止三斤重，上山时还好，尽管也跌了不少跟头。现在下山，可苦了。鞋底结了厚厚一层冰，踩在冰雪路上直打滑，几乎一步一跌，人仰马翻。军用饭碗压扁了，屁股摔痛了，好几次差点滑进深沟，出一身冷汗。最后没办法，干脆脱下来挂在肩头。好在穿的是布袜，又裹上毛巾，好多了，在过一个崖坎时，不幸又摔了一跤，一双皮靴从肩上甩出去，滑溜溜掉进深谷不知去向。我只好望谷兴叹了。 广城岭上山下山40里，我们走了整整一夜。天蒙蒙亮时，终于到了山下，又特别幸运的是，我们赶到后勤部门在这里设的一个供应点。我凭介绍信、记者证，领到一双棉布鞋和毛巾、棉袜。他们指点我们，前沿师的一个团刚过去不久，就在十几里外的一个山谷宿营。 插入敌后 我们终于追上作战部队。 当我和军部派来的交通员徘徊在一片大山中，不知该往何处走的时候，一架美国野马式战斗机从山顶掠过，防空哨兵几响示警枪声，把我们引到一座山下。表面看来，这里一切如常，宁静空凉，不见人影，但细心打量，嗬，整座山上都是军队。在松树下面，在崖头下面，在河谷两侧，战士们挖出许多单人掩体，又用松枝、野草伪装起来，合衣睡在里面。如果不小心，还真要踩到人身上去呢。 连指导员接待了我们，说大白天不便行动，你们先在我们连休息一下吧。便把我们引到密林中用树枝搭起的棚子里。这就是连部，已经有几个人头枕背包呼呼大睡了。 我一觉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沉到西山背后，朦朦暮色里原先宁静的山林，陡然间热闹起来，到处是爽朗的笑声，响亮的谈话声，整理武器装备的叮当声，还有骡马的欢叫声，来来去去，好像山、山谷都活了。这是一种特殊的军事科学，需要的时候，千军万马瞬间消失；一旦行动起来，却如神兵自天而降。 连指导员把我送到团指挥所。已经来不及多做交谈，因部队马上就行动——要插入敌后，把敌军撕裂开来。我插到队伍中，是同团政治处的干部在一起。也来不及寒暄介绍，他们叫我“新华社记者”，我叫他们老王、老刘。 沿着山间小路，部队像链条一样伸展出去。积雪在人们脚下融化，很快冻成硬邦邦的冰。路越走越难，我们顺着一米多宽的山路向山顶攀登，左边是陡峭的山崖，右边是灰蒙蒙的深谷，人们脚下不时传来冰层断裂的咔嚓声。心里都在叫着：“可不要滑倒，可不要滑倒！”可还是一个趔趄，吓一身冷汗。前边传来口令：“一个跟一个，联络着走！”这就是说，前边的路更难走了。天黑下来了，不见星光，路陡直地向上伸去。开始，我们还可抓住路边的小树向上爬，后来小树没有了，只好手攀岩石向上爬，山风吹来，手是又麻又痛。队伍前进几步，又停一停，又前进几步，又停一停，后来干脆停下不动了。后面一个劲儿传来口令“向前传，快走！”但还是不动。一阵山风吹来，人们爬出一身汗，立刻来个透心凉，两只脚像被蛇咬，冻得生疼，但谁也不敢活动，生怕失足摔到山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