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朝鲜第5次战役期间，新华社记者李耐因随军（26军）采访，经常露营，写稿子也常是在树下、路边或临时搭起的棚子里。这是李耐因（右）在临时搭起的防空棚下，向军队参谋人员请教战况。 接受任务 1949年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时候，我是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22支社的记者，我们随军解放浙江。1950年8 月，我奉命调回当时驻在南京的新华社三野总分社。大约是10月中下旬的一天晚上，我和徐熊、林麟三个人，被召到总分社社长邓岗同志家里谈话。邓岗同志告诉我们，新华总社决定派记者入朝。由我们三人组成新华社九兵团记者组，立刻进京到总社接受任务。 1950年11月21日傍晚薄暮中，军用大卡车载着我们跨上鸭绿江大桥。汽车的轮胎在碎石公路上颠簸着，一夜未停。天破晓时，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消息不断传来。我第九兵团所属三个军——20军、26军、27军，分两路入朝，已经进入指定位置，先头部队已与敌军接火。东线美军第十军3个师——包括其王牌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已越过咸兴北进至长津一带。我军反击即将开始。 前方已经要动手了，我们哪里还待得住。我们催促林麟快去联系任务，赶到前线去。下午，我们得到指示：林麟带电台坐镇兵团指挥部，负责综发战报和接转前线来稿；徐熊去26军，随军采访；李耐因则到20军，赶赴长津湖战场（最初这叫东线战役、长津湖战役、黄草岭战役，后来统一定名为志愿军入朝第二次战役）。 在前线指挥部 我同一位炮兵团长一道搭乘吉普车，穿越200华里冰雪山路，夜间两点多钟到达20军军部。这是大山脚下一排木结构的平房，原属朝鲜的一个林场场部。我们被引进一个房间休息。 隔壁就是军指挥部。多部电话常常同时鸣响，参谋人员放大嗓门传送着指挥员的命令，询问前方战斗的情形。他们走进走出，木板门哐啷哐啷直响。这声浪唤起人们那种渴求战斗的特有的兴奋，使我久久不能入眠。 清晨，我们被引去见军指挥员。这是一位高高身材的中年人，他蓄着短发，有一双教授型眼睛。他说，欢迎，欢迎。问我们是否休息好。然后拉开地图，为我们讲解战况。 西线敌军已到达云山、定州一线，东线敌军已蹿至惠山、清津，标志敌军的蓝色箭头，直指我国边境。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已经占领长津湖边的柳潭里，它的两翼美军第三师和第七师，进到社仓等地，正向鸭绿江扑来。 “我军主力在哪里？”他把地图向前推了推，用铅笔画了个螺旋形的圈：“在这里！”密密层层的等高线，把地图上这块地区变成灰黑色。我头脑里立刻闪现出覆盖着冰雪的原始森林的险恶大山。 “这里山高林密，少有居民，甚至山道也没有。敌军认为，没有军队能通过这样的地带，所以他们大胆直闯。可我军偏偏就在这里。翻过几道山岭，我们的攻击部队就会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这几把钢刀砍下去，把敌人切成几段，那时候——”指挥员笑了，他说，“那时候，我们就一段一段把它吃掉！” 他在狭窄的房间里踱了几步，望着我们说：“当然，这是一场苦仗。敌人仗着飞机、大炮、坦克壮胆，我军靠的是勇敢、智慧，克服困难去打胜仗。” 这番谈话激励了我。我仿佛看到一个巨大绳网正从指挥部撒出去，罩在敌人头上。我必须马上到前线去，亲眼目睹这绳网怎样收拢、勒紧，看着狂妄的美军在我军打击下溃败、毁灭的狼狈相。我提出，我要马上到前沿部队中去，报道这次战役的进程。 指挥员笑了：“这么着急呀！你还挺年轻嘛。”我说：“我可是老兵了。我在抗日游击队里当过分队长哩。” “那好，那好。”他招呼参谋为我准备介绍信，派一名熟悉道路的战士送我到前沿师去。参谋在地图上指给我看要走的路线。还要通过朝鲜北部著名的大山广城岭。我把沿途地名记在本子上。陪我到前沿去的是一名交通员，一个大约三十六七岁的老兵，背一支冲锋枪。他刚从前沿师回到军部。我们提前吃了中午饭，带了一点干粮就出发了。 夜过广城岭 整个下午，我们都是在山林中奔波。一会儿走上山间公路，一会儿离开公路走山间小路，越走越高，已经看不到村庄、居民，这里原本就是莽莽森林。天渐渐黑下来。白雪皑皑的大山，黑沉沉的森林。道路已经难以分辨。我们是跟着一条从指挥部通往前方的电话线走的。这电话线有时搭在矮树枝上，有时拴在突出的岩石上，有时掩埋在雪下，忽然“失踪”了，我们就得找、挖。架线员总是要抄近路的，往往离开山间小路从岩坡上直架过去，我们就得跌跌撞撞地爬崖过坡。一会儿就是一身大汗，寒风一吹，又是脊背冰凉。我爬过沂蒙山区险恶的大山，爬过皖南多林的峻岭，都没有这朝鲜大山的险峻高寒，无尽无头，像登天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