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恋情，发展到此即是最高潮了。这是一开始就注定不能成功的恋爱，以后在苗沟水库工地上，恋情还在继续，但直至我离开农村来到西安读书。两个人的关系都没有说破。大学暑假探亲时仅仅在路上见过一面，她已经是别人的媳妇了，而且厮跟着她的侄女。我们只说过几句话，从此几十年没有遇见过。初恋常常是失败的，而事过境迁，把人性中的弱点转化成了一种审美，这就是初恋对于人到中年者的意义。每个人都要恋爱，每一本书里都写着爱情的故事，所以，我的这一段初恋并不足夸，我也不愿意将在乡下的5年写成苦难加爱情的内容。炫耀失败的恋爱是一个事业成功的人的话题。我或许有虚名，但我并未成功，我之所以记录着这件事，因为这段生活无法回避它。如今，或许我已经要老起来了，和我的孩子在一起，喜欢讲述往事。 追寻 1970年，我暗恋的人上水库工地了。 70年代大兴着水利基本建设，丹凤县一举上马了三个大的水库工程。我没能去，因为我父亲的问题，已失掉了当民兵的资格，而后生产队劳力紧张，也抗拒着完成上边分配的名额，我只能窝在村里。没有了活跃的年轻人，更没有了我暗恋的人，每日同老弱病残们在田地里劳动。我的生活无聊苦闷，常常一整天里不说一句话。我就谋算着一定得去水库工地了！当比我小几岁的堂弟从工地回来取粮时，他讲了许许多多工地上热闹的事。比如宿舍的油毛毡棚是如何搭在沟底的；下雨天山坡上滚下石头，怎样把棚顶砸出一个洞来；几十人的大灶又怎样让不会做饭的人做饭；晚上的大探照灯照在坝基上一队一队比赛着打夯；而5天一次的文艺晚会一直从晚上演到夜里两点……我没有问那个她在没在水库，晚会上表演的是什么节目，我极想把心里的喜悦说给他，让他将一份喜悦扩大成两份喜悦。可他是长嘴男，我忍住了，没有对他说。堂弟却提供了新的情报：各生产队都没按要求上足劳力，所以若去工地，工地上一定会接纳的。另外，工地指挥部的人到棣花民工连来希望推荐一名能写字的人去做宣传员，大伙儿没有字写得好的，有人提到了我……我不做声了，第二天找到了队长，提出去水库工地，队长不允许。又过了两天，天下起大雨，不能出工，又没处去串门，抱着头睡了一会儿，闷得要命，我就装了一口袋包谷糁，对父母说我要去水库呀！父母还没反应过来，我已出了门，一个人戴一顶破得没了帽沿的草帽走了。我好犟，好像与什么人赌气一样，全然没有考虑后果：工地上肯不肯接纳？队长会不会惩罚？父母又如何想呢？ 我赶到了工地，民工午休起来快要开下午工了，但我还没有吃饭。堂弟领我去见了棣花民工连的负责人，又领我去灶上问还有没有剩饭？正好剩着一盆子糊汤面，我就在那里吃了三碗。民工连负责人问：“饱了没？”我说：“饱了。”他说我估摸你也该饱了！下午你就得掮石头呀，要不晚饭就没你的了！我点着头，去库房领取了劳动工具。工地上的规定是，每人每天必须从河滩或采石场掮三方石头到大坝上，方可以记一个10分工，然后在灶上吃饭——在灶上吃饭，国家给每人每月补贴15斤白面。我掮了一下午石头，累得黑水汗流，但我掮的不足一方，收工的号角一响，我坐在河滩里，浑身散架一般。贾塬村的高启对我说：“我考你个问题，世上啥最沉？”高启是个政治人才，在村时就和我的那个本族的哥争夺民兵连长的职务，两个人闹得水火不容。我说：“过秤的锤，棉花里的水，你的心，我的腿。”高启哈哈大笑，却说：“你的腿？就那麻杆子腿？”我说：“我这腿实在沉重得抬不起来啦！”晚上，我和堂弟搭铺睡在油毛毡工棚里。一夜风声雨声，声声烦心，我想这样下去我怕是不行的，我并不是冲着掮石头来的，我为的是能去指挥部搞宣传呀！第二天，堂弟就把我来了的消息告诉了指挥部宣传干事福印，然后就要我到指挥部门前那儿溜达着。我依计行事，在指挥部门口转了两圈，就伸了脖子看别人下棋。我爱下棋，观棋不语是不可能的，眼瞧着红方架了炮，准备跳马逼宫，黑方竟还只攻一个小卒，我就蹲下去替他走了一步，不想肩头上被重重地拍了一掌。扭过头来，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人，四方脸，红卫服，我说：“走得不对？”那人说：“你是不是叫贾平娃？”我的大名叫贾李平，是纪念在金盆村李家大院出生的。但乡下呼孩子爱挂一个字而加个娃的口语，我就一直被人叫小名叫到了十八九岁。我说：“嗯。”那人又说：“你写过大字？”我说：“在学校写过大字报，也写标语横幅。”那人拿眼睛久久地看着我，他一定怀疑我的回答，我又瘦又小，形象委琐。这时候，我的心还牵挂着汉楚河上，红方果然逼宫，黑方护士，黑方是不应该护士的，得紧急出将。我嘟囔了一句：“臭棋！”看见了不远处堂弟在给我使眼神，才猛地明白了站在面前的这个人可能是指挥部的，立即又说道：“我搭梯子在商镇街道的墙上写过斗大的标语哩！”那人说：“明早你到指挥部来吧，我叫张福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