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7日，长安街知事在“知事会客厅”直播节目中邀请了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常务理事、华东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魏昌东教授，北京日报体育专项记者王洋，共同剖析足坛史上这场最强反腐风暴。
魏昌东教授和北京日报体育专项记者王洋连线直播 直播截图 长安街知事：本轮足坛反腐有何不同？ 长安街知事：与中国足坛新世纪以来的前几次反腐风暴相比，本轮足坛反腐有哪些新变化、新特征，是否可以说是最猛烈的一次反腐风暴？ 王洋：与2009年足坛反腐相比，这一轮足坛反腐风暴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第一，涉案官员级别更高；第二，负责查办案件的机构或者说线路更多；第三，涉案金额更大。 从涉案官员级别来看，2009年的足坛反腐更多强调的是反赌（球），当时处理的最高级别的足协官员是两名专职副主席，谢亚龙和南勇。但本轮反腐，已落马的官员中，不仅有中国足协原主席陈戌源，还有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杜兆才，涉案官员级别明显高于前一轮反腐。 从负责查办案件的机构或线路来看，2009年，基本都是由辽宁省公安厅主要办理的，起因是追究赌球、打假球，第一批被查的足协内部人员是陆俊、黄俊杰、周伟新、万大雪4位“名哨”。而这次则是“多线并举”。举例来说，国足前主帅李铁，以及陈戌源、刘奕，都是由湖北省公安和纪检人员带走的；山东泰山俱乐部的主教练郝伟、队员金敬道、外援孙准浩，是由辽宁警方调查的；而杜兆才和中国足协原副主席于洪臣，则是由纪委机关牵头调查。这也充分说明了涉案人员身份及案情的复杂程度。 从涉案金额来看，2009年，谢亚龙和南勇的涉案金额最高是120万左右。随着国内的职业联赛在2011年后进入“金元时代”，各家俱乐部每个赛季豪掷上亿元购买球员，足协收到的引援调节费都高达数亿元，所以足协官员和国足主帅李铁可以用身份权力变现的能力也就更大了。涉案的金额比之前的“多个0”也不足为奇。2009年的足坛反腐风暴，最终有57名足协官员、球员和裁判锒铛入狱。这次，从目前的规模和力度来分析，应该不会少于上次的人数。 魏昌东：从刑法学、犯罪学的视角来看，上一轮足坛反腐我们可以称为“散发型”，也就是发生地、发生的团队、发生的人员相对来说是比较分散的，而这一次则显示出“集团式”和“链条式”。 “集团式”是指以一定级别人员的腐败为中心，波及到与该行为人相关联的各层当中。“链条式”是犯罪学中突出的一类犯罪模式，就是基于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着引起与被引起的自发性关系，导致足坛所涉及到的各个环节均有可能成为犯罪链条的一部分。 在犯罪学中涉及到犯罪的程度，有一个测量的指标叫腐败的烈度，也就是腐败的严厉程度。从我们目前观察到的信息来看，从1人发案到14人归案，由此显现出犯罪的金额可能确确实实会发生几何倍数的增长。这种集团式、链条式共同导致的腐败烈度的增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截至目前，本轮足坛反腐已有14人官宣被查 制图：李俊瑶 长安街知事：落马人员有哪些腐败手段？ 从2022年11月李铁被查开始，足球领域已有14人官宣落马，身份涵盖男足原主教练、中国足协高层、中超公司相关人员、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 长安街知事：这些身份背后，隐藏着哪些滋生腐败的权力空间？ 魏昌东：我们可以按身份类型把这14人划分为4种基本类型。 第一类是国家体育总局。国家体育总局在我国国家机构当中属于国家机关。国家机关中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从事管理的副局长，他所利用的手段可能就包括其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的职责，比如足球运动应当如何发展、经费的处理方式等。 第二类是中国男子足球队。对于男足主教练来说，他可能掌握入队权、晋级权、合作权，甚至是在特定的比赛当中球员的出场决定权。男足主教练在公办体育组织中行使管理职责，包括管理会员、管理团队、管理合作、管理经济以及相关的奖励分配等，这些环节中可能存在腐败的空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