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0日，一位与苏岑合作很久的上海旅行社老板，向合作方群发了这样一条信息：“由于公司资金链断裂，我社将于明日开始停止运营，向各位合作方真诚致歉，如有任何需要协调或是未处理完成问题，可随时联系我，顺祝商祺。” 这是一家老牌旅行社，在上海有数家分社，苏岑这样的周边游合作方只占其业务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海外出境游才是主营，正因如此，其艰难程度也比同行更甚。飞猪、携程等各大平台的数据都显示，出境游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接近于零的状态。 苏岑回复他，“有空可以来我这里喝喝茶，看看桃花，大理送来的沱茶，很苦，苦完了之后，有回甘。祝好，一切顺利。”苏岑觉得，自己应该还能再撑一撑，撑到苦尽甘来的那一天。 逃离“诗和远方” 苏岑收到沱茶的时候，好友吕明灯在大理创办的民宿门口，正挂着“转让”的通告。 此前，隔壁一家民宿的创始人曾向吕明灯借过3000元，今年3月，民宿关门，吕明灯没能拿回自己的3000元，只收到了一些沱茶抵债，尝过一口后，他就全寄给了各地的朋友，“太苦了，我不能一个人吃苦，要让大家都尝尝。” 欠下3000元显然不是逃离大理的主要原因，吕明灯很清楚，对方为什么会做出和自己一样的决定，“2017年到2018年，大理的民宿行业停滞了一年多的时间，留下的民宿主都是花了大价钱对民宿进行了改造升级的，结果今年疫情一来，两个多月的旺季又没了收入，入不敷出，撑不下去的大有人在。” 把一个东北男人带到大理的，是2014年上映的电影《心花路放》，“有没有听过黄渤唱的那首歌——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 一路向西来到大理的吕明灯，很快在洱海旁物色了一个好位置，他的民宿在2015年正式开业，正遇上了大理旅游业飞速发展时期，2015年，大理接待海内外游客2928万人次，2018年，这一数据已经超过4700万，增长率高达60.5%。 络绎不绝的游客让入住率节节飘红，不到半年时间，吕明灯的民宿入住率已经可以长期维持在75%以上，旺季时，房间爆满也是常态。“大理好不好呢，真挺好的，有人拿着一本书，说要换一夜的住宿，有人说我给你们唱歌吧，唱得好，就让我留下。像一个乌托邦。” 但“乌托邦”也会遇到难题。 2017年3月，大理市开始对洱海环境进行治理，所有民宿被迫停业整改，拆除违建、进行环保督察，这次大理民宿业停摆一直维持到2018年9月，期间，大量民宿运营者逃离大理，但也有部分坚守者。 吕明灯是坚守下来的人之一，为了通过环保检查，他投入了十几万购买各类设备，民宿业务停摆一年半，他靠着婚纱摄影、场地出租等方式，弥补了部分亏损，再加上地方政府的补贴，基本维持了盈亏平衡。 然而，刚刚恢复经营一年多，新冠疫情来袭，属于大理传统旅游旺季的春节，以及相对游客密集的春季数个月时间，成为了一片空白，“大理的主要游客来自全国各地，周边游相对少，跨省旅游什么时候恢复？五一不可能了，十一都说不准，难道还要再撑一年？” 3月10日，大理宣布恢复古城开放，然而，一个多月过去，吕明灯看到的是，只有不到两成的民宿和餐馆开门，零零散散的游客拿着相机，拍摄着异常安静的大理。 吕明灯有些无奈，自己的“事业”实际做了还没多久就失业了，“其实很多民宿主还是不想走的，但是疫情之后，许多原本家境殷实的年轻民宿主，也面临这样那样的经济问题，连锁反应吧，由不得我们任性了。” 由于政策影响，像大理一样，跨境长途旅游目的地，目前仍未有明显的复苏迹象，也正是在这些城市，大量的民宿主选择“逃离”，山东、云南、四川……吕明灯笑道，收到自己寄出沱茶的民宿主朋友们，有1/3选择了离开这个行业，“还真是一起吃苦了”。 综合美团、驴妈妈、携程、飞猪等平台发布的清明节旅游消费报告，三日假期中，为了减少在外住宿带来的风险，65%的游客选择就近进行本省周边一日游、半日游，而剩下35%跨省的游客也都选择了路途较近、两天之内可以结束的旅程。 即使在外住宿，更多游客也倾向于选择有标准化卫生安全措施的酒店，而不会选择民宿。这种对非标准化民宿行业的认知也可能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吕明灯表示，“民宿嘛，大家还是觉得你弄得没有酒店干净，也不专业，在疫情期间，心理会天然地排斥，不得不承认，在国内大部分中小民宿确实缺失了这一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