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超了就实验室想办法改，实验室就先问你采样的时候有没有搞，就算你搞了也不能说你采假数据了，你绝对要说我是实测的数据，然后皮球踢到实验室，他们想办法把这个数据改到不要超。”张林告诉记者，他所在的监测公司几乎出的都是合格的报告，很少会出不合格的报告，“除非是上头环保局（生态环境局）知道你这个数据本来就超标了，你再给出了不超标的，那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7月13日，山西方创环境检测有限公司的采样员前往一处灰场采样时，压根没有为采样器接通电源，只摆拍了假装在采样的照片就迅速离开。新京报调查组 摄 贺强介绍说，几年前他刚入行时，情况并非如此，“那时候采样人员地位比较高，以前人家还给塞红包，现在给你打个招呼就不错了”。张强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是因为第三方环境监测企业越来越多，彼此竞争加剧，“光我们这附近，差不多有十家，小的监测公司倒闭了一批又冒出来一批。” 太原的情况也比较相似，方创检测的采样主管向记者透露说，一些规模小的公司为了争抢监测业务，恶性竞争，“现在拉业务全看价格了，一个项目像我们公司可能五万块钱能接，那种大公司最起码十万才能接，比我们更狠的公司，一万块钱也敢接，测也不测，一万块钱，就敢给你编个报告出来。” “之前北京一家知名环境监测机构在太原开设了分公司，干了没几年就关门了，最后那段时间一个单子都接不到。”这名采样主管介绍，从上门采样，到实验室分析化验，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都需要付出一定成本，如果给出的报价太低，监测公司肯定会弄虚作假，“之前查出阳泉的一家环境监测机构造假，人家企业连排气筒都没有，它在报告里给人列出排气筒的高度，出的数值，人家啥也没有，他不知道咋出的，这就是我说的一万块钱都敢接的那种公司。” 一名山西本地环境监测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当地一些比较大的公司，往往不敢弄虚作假，他们按照环境监测规范操作，报价自然比较高，然而业务经常却被其他小公司抢走，“没办法，排污企业都会选择报价低的，而且找这样的公司测，人家包合格，我们怎么去竞争？” “监测造假根源在于排污企业” 河北环境工程学院教授、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研究员曹晓凡认为，在价格方面开展恶性竞争，确实是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介绍说，目前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之所以比较常见，与近几年我国大力推行的排污许可证制度有一定关系，“现在有了排污许可证，有了连续监测数据，实际上是排放管理要求变严了，环保部门和排污企业都有压力，管理变严，又不想努力，就只有数据造假”。他认为造假乱象的根源还是在排污企业，“理论上环境监测机构是排污企业雇的，企业拿钱，那就是和企业一伙的，甚至说你不给我达标，我就找别人，他们被逼得不行，就铤而走险造假。” 宋国君介绍说要解决第三方环境监测造假的问题，首先还是要针对排污企业，“查出来就罚你排污企业，让他造假也是自己负责，罚就是罚持有排污许可证的企业，这是你的责任。” 同时曹晓凡建议，环保部门要加大对环境监测领域的执法监管力度，“违法必究，这个市场才能规范发展，另外就是典型案例曝光，对其他企业有很大的警示教育意义。” 2023年2月27日，生态环境部公布3起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典型案例：广东国环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环境监测弄虚作假案、格林斯凯（上海）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故意更换监测样品案、江苏南京联顺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出具虚假检测报告案。 其中广东国环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80份监测报告存在未开展采样分析直接出具监测数据、故意不真实记录或者选择性记录原始数据、纸质原始记录与电子存储记录不一致、用替代样品进行分析等多种伪造或篡改监测数据的情形，造假报告涉及45家排污单位，涉案金额达66.49万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