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特殊历史与国情以及后发国家的地位，中国必然要实行一种可称之为“战略性发展”的特殊的工业化道路，也就是说通过战略的规划，集中资源，强化发展，并且一以贯之地加以长期坚持与执行。其实许多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也都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比如说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包括我国的台湾。特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域差异悬殊的超大型国家，“战略性发展”的工业化道路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给人的印象更加地深刻和突出。 工业化过程中会产生两种社会激励机制：一种是分配性激励，即通过选举、政党政治，去改变分配规则，通过“重新洗牌”获取社会利益;另一种是生产性激励，即促进人们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社会及个人的发展。资本主义政治体制采取保障权利和开放国家权力(竞选)的双向民主，造成各个政党、利益集团相互排斥攻讦，易于产生扩大社会分歧的倾向。 在富裕稳定的西方国家，这些弊端还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而对于那些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矛盾多发期的发展中国家，西方政治制度的缺陷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些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无一例外地采取开放社会权利、集中国家权力的发展策略，这有利于避免分配性激励的弊端，有利于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协商民主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点 将民主在形式上分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人对民主的一种理论性创造。西方也有一些学者意识到竞争性选举的缺陷和问题。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明智地选择了协商民主作为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发展民主政治的方向和重点。 邓小平说过：“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这是中国与西方在民主理念上的一个深刻区别。西方的民主理念更加注重民主的形式，注重权利与自由，而中国的民主理念更注重民主社会功能，注重民主对民生的推动。 不妨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西方民主和中国民主的区别。西方民主好比去餐厅吃饭时，顾客“点厨子”。如果你去意大利餐厅，那厨师肯定为你烤制披萨，如果去中餐馆那大概就是宫保鸡丁了;中国民主好比同样去餐厅，但顾客点的“菜”，吃什么“菜”可以商量。这就是所谓“政策民主”或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实质是在政策上可以吸收民众的意见，是一种注重结果的民主，而不是仅仅在乎民主的形式。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形式，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以及国际环境，同时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个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些都是一个国家的国情中的基本因素。着眼于当前中国的形势和任务，中国实际上选择了以协商民主作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而不是以“选举民主”为重点。 在竞争性的“选举民主”制度安排下，不同的政党和政治派别必须明确和巩固自己的利益基础，突出本党派对某一个社会利益群体的代表性，同时相应地排斥竞争对手及其所代表的利益群体。其表现就是各个政党或政治派别以争夺权力为价值和目标，相互排斥，相互攻击。其社会效应就是在客观上强化本来就存在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扩大了矛盾。这在台湾叫做“切割选民”，其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结果，就是“族群撕裂”。再加上，竞争性选举导致“赢家通吃”现象，往往进一步加大了社会的分歧与对立。缩小与整合社会分歧，整合社会利益与促进社会和谐，实在不是“选举民主”的强项。特别是对于那些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多发期的发展中国家，竞争性的制度安排的缺陷则表现得十分突出。这正是造成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一选就乱”，社会长期动荡不宁的重要原因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