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拿大拘留华为CFO孟晚舟”其实质是中美贸易摩擦的继续和扩大，是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企业的全面打压和遏制的集中表现。“中美贸易摩擦”事件被公众选定为十大安全事件之一，充分说明我国高科技领域发展缺乏安全意识，不注重安全能力提升，最终会酿成安全事件，对我国科技安全、经济安全和国民安全造成严重挑战。 作为与老百姓生命和健康安全紧密相关的领域，疫苗行业在生产、运输、储存、使用等任何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瑕疵，需要政府监管部门严格监管和治理，然而，“长春长生疫苗事件” 被公众选定为十大安全事件之一，凸显该领域重发展轻监管，安全能力不断弱化，最终演变为安全事件，极大损坏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客观地讲，基因编辑技术作为一项革命性技术正在推动着生命科学研究发展，但其应用安全性尚有待于进一步全面评价，如何审慎使用该新兴技术关系到人类健康和长远福祉。“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事件 被公众选定为十大安全事件之一，凸显民众对人类安全和科学伦理的关注。 改革开放40年，官方“发展与安全”关系的认识变迁 总的来说，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对“发展与安全”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割裂---关联---辩证”的演变过程。 （一）重发展轻安全：割裂二者联系阶段（1978年—2003年）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上来，开创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对于国家安全问题则关注度有限。1983 年，中央政府首次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使用了“国家安全”一词。1986 年，中共中央首次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提及“国家安全”。 1992 年，中共十四大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中首次出现“国家安全”术语。1993 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出现2 次“国家安全”。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只是使用“国家安全”的术语，对国家安全的内涵根本没有界定，甚至用“安定团结”、“社会政治安全”、“祖国安全”等术语来表述“国家安全”的内涵。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中共十二大报告中的“保卫祖国安全”以及中共十三大报告中的“维护安定团结尤为重要”等等。 这一时期， 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不但重发展轻安全，而且把二者的内在联系割裂开来，发展是发展，安全是安全，二者互不相关。 （二）以发展为主安全为辅，强调二者的关联性阶段（2003年—2012年） 2003年9月1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在国家行政管理学院省级干部管理创新与电子政务专题研究班上作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实现政府管理创新》重要讲话。他说：“非典疫情的发生和蔓延，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要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更加重视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中央政府强调重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标志着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开始把发展与安全统筹来考虑，因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必然涉及诸如社会安全治理和国防、公安和情报等公共物品的提供等安全问题。 2002 年以后，中共中央的国家安全观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是“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这表明非传统安全因素纳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视线。2004 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再一次提出“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中共十八大又把非传统安全问题扩展到“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这标志着中共中央国家安全观逐渐由传统安全观向非传统安全观转变。这种国家安全观的转变，充分表明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已经开始全面审视国家安全问题，并对发展与安全关系的认识产生重要影响。 2006年以后，中国国防白皮书和党的重要文献开始进一步把发展与安全统筹考量。 2006年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依据发展与安全相统一的安全战略思想，……统筹发展与安全、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发展利益”。 “统筹发展与安全”第一次成为官方文件中的正式用语。2010年中国国防白皮书、中共十七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把强调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把发展与安全并列开来，进一步突出发展与安全的关联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