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观过去几十年，特朗普可能是最常称中国为“朋友”的美国总统。他也一再表示对中国领导人的尊重。无论其真诚度如何，这种态度至少与拜登政府及特朗普周边的一些美国鹰派人士非常不同。那些人将中国定义为最大的“敌人”或“对手”，而特朗普极少从意识形态出发表达这种立场。他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更加自信、更有经验、更有权威，也更有取得政绩的紧迫感，在对华决策时可能更少受到那些鹰派人士的影响。这对中国而言也是一个有利因素。 在一些具体地区安全问题上，双方也有合作意愿。目前，特朗普在伊朗局势中的处境并不轻松。他未能实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更迭，也未能摧毁伊朗核设施，现在转而想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但讽刺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袭击伊朗之前，本来就是开放的。这个问题悬而不决，将对特朗普构成较大的打击。他需要中国的帮助，而中国也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是经贸问题。中美元首釜山会晤后，美国又在造船、航运等领域采取打压举措，中国自然也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现在，双方都有意愿达成新的共识。我认为，贸易、关税、稀土、供应链、中国企业在美合法权益、美国农业产品与能源对华出口、双方增加投资等等议题，都可能在本次会晤期间及之后取得新进展。 《中国新闻周刊》：特朗普的决策往往被形容为“多变”和“难以预测”，如何评估他在中美关系上的确定性？ 李成：特朗普个人确实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还是一位充满悖论的领导人。他有时显得善于操纵别人和别国，但在一些重大事项如伊朗问题上，又会被以色列这样的外力所影响。 但总体而言，特朗普意识形态观念不强，但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人，拥有很强的政治敏锐度。他不注重承诺，但也不教条僵化。在一些中国关切的重大问题上，他会采取比其他美国总统更为实际的立场。而且，他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意味着他认为美国已不再那么伟大，他一直认为中国很强大，对中国怀有敬畏。这对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更重要的是，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本身就具有确定性。一次元首会晤不可能解决中美关系的结构性问题。但我们必须与在位的领导人进行谈判，因为无论你喜欢与否，在位者才是决定政策走向的人。外界无法有把握地预测特朗普的未来政治前景与政策变化，但在当下，与他谈判能做成很多事情。 最为重要的是，元首会晤虽不能使中美关系发生180度扭转，却可以防止其“垂直坠落”。这意味着两国交流、对话的大门依然敞开，经贸、教育、人文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都可以继续维持。如果没有这个保障，中美关系可能会迅速滑向更糟糕的方向。因此，这次会晤是极有价值、极有意义的。
2026年5月12日，2026年中国-加州经贸论坛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举行。近550名中美两国政商界人士汇聚一堂，共同呼吁激发中美地方合作活力，加强中国各省市与美国加州在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图/新华 “不应将彼此视为敌人” 《中国新闻周刊》：经贸一向被视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近年来，随着美国不断加码“关税战”，一些观点认为，经贸反而成为中美关系波动的“导火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李成：这个趋势始于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主要和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相关。 中国人或许很难理解，“全球化”在美国已成为一个贬义词。这是因为，虽然中美两国都从全球化中获益，但两国内部的受益结构截然不同。中国的所有收入群体都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即便是最低收入群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实现了约200%的增长。 而美国由于内部分配机制不同，只有收入最高的20%群体从全球化带来的增长中受益。美国男性蓝领工人的收入，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基本没有增长。2023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整个中产阶级（人口的50%）总和。这种“贫富差距”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