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优+贺岁档+喜剧，《两只老虎》还能“跑得快”吗？(3)
娱乐 | 发布时间：2019-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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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时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两只老虎》，它依旧没有逃离出喜剧+鸡汤的框架。请来葛优和乔杉，就知道这是一个喜剧搭配；以成功人士的幡然醒悟告诫观众
这时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两只老虎》，它依旧没有逃离出喜剧+鸡汤的框架。请来葛优和乔杉，就知道这是一个喜剧搭配；以成功人士的幡然醒悟告诫观众要“放下”，就是常见的《读者》主题。电影中的台词说，“年轻时有了一百万就想有两百万，有了两百万就想有一千万，有了一千万就想有一个亿，后来你会发现，不是所有事情都能用钱解决。”这话当然没错了，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难的是赚到那一百万。因此，电影中鸡汤可以喝，但观众会发现，在很多具体生活困境前，它们是没效用的。
这样的鸡汤喜剧，也注定是隔靴搔痒的。
导演“用对”葛优了吗
《两只老虎》的另一个标签是葛优。
去年的春晚，葛优出现在舞台上，对蔡明喊出的“妈妈”，成了春晚最有记忆点的片刻之一。对于几代观众而言，葛优依旧是他们心中最好的喜剧演员。在今年国庆档的《我和我的祖国》中，葛优饰演的北京出租车司机，让人恍然回到了冯氏喜剧时代。
《我和我的祖国》中，葛优饰演的司机
葛优，1957年生，1985年拍摄了第一部影片《盛夏和她的未婚夫》。而真正使葛优找到戏路的，是1988年由王朔小说改编的影片《顽主》，葛优的的外型与表演与王朔笔下嘴上不正经、心里挺热乎的北京小市民相契合。之后，葛优开始与冯小刚合作冯氏喜剧，在冯氏喜剧中，流水的女演员，铁打的葛优。
冯氏喜剧的核心是市民喜剧，它关注的是市民生活。冯小刚是敏锐而聪明的，他的影片常常在一个假定性的空间内展开，在这一空间里再现社会现实、反映社会问题、表现普遍的社会心态。在新旧世纪交接之处，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非常快，市场经济崛起、大众文化蓬勃、新旧价值观冲突剧烈，冯氏喜剧敏锐地把住了变化的脉搏，当时的城市老百姓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触碰到的矛盾，都可能在冯氏喜剧找到映证，电影以幽默消解转型时代的迷惘和恐慌。
1999年的《没完没了》中，葛优也是饰演一名出租车司机
冯氏喜剧一直站在市民文化的立场上，市民文化不同于精英文化，它接地气、务实、中庸、鸡贼，也有最基本的良善和道义立场。因此，冯氏喜剧当时能够得到市民阶层的共鸣。彼时的中国电影体量很小，电影院主要存在于城市当中，城市市民是电影观影主体，冯氏喜剧自然称霸市场。
而葛优则成了冯氏喜剧中的市民代表。不得不说，葛优是天赋型的喜剧演员，他有着喜剧演员可遇而不可求的观众缘和喜剧感，长得有喜感又亲切，举手投足天然地就带着点幽默。当然，天赋背后是实力。葛优的演技高度自然和生活化，轻松到位、如似天成，他的台词功底也是炉火纯青，将“京味儿幽默”演绎得出神入化。
葛优饰演的角色，常常是带有典型北京人气质和性情、操着地道“京片子”的北京市民，他聪明中透着狡黠、平实中带幽默、世俗中有起码是非、势利又不乏善良。葛优将这样的小市民给演活了。葛优让观众感到亲切，人们在他的喜剧演绎中获得了某种个人宣泄阀和社会认同感。所以，葛优长时间是喜剧保证、票房保证，他也是老百姓心中的百姓影帝。
2010年贺岁档是“葛优档”，陈凯歌的《赵氏孤儿》、姜文的《让子弹飞》和冯小刚的《非诚勿扰2》都选择让葛优当主演。当时舆论还担心，葛优会垄断银幕。事实证明，过虑了。随着冯小刚的转型，冯氏喜剧成为过去，葛优的作品产量少，却不精。2017年的《决战食神》豆瓣4.6分，去年的《断片之险途夺宝》更是只有2.8分。
葛优的两部近作，口碑惨淡
就像葛优与冯氏喜剧是时代的产物一样，冯氏喜剧成为过去式，葛优在其他电影中的无所适从，背后也是时代变化的结果。这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三四线城市的电影市场崛起，电影不再只是大城市市民（中产阶层）的专供，小镇青年成为重要的观影群体。所以宁浩的底层喜剧、黑色幽默喜剧起来了，黄渤与沈腾这一类土里土气又能“肩扛悲喜”的喜剧演员成了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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