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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杉谈“教育内卷”:教育解决不了社会结构问题

教育 | 发布时间:2020-11-16 | 人气: | #评论#
摘要:澎湃新闻记者 王芊霓 实习生黄羽婷 2020-11-16 12:54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四年前做过一个访谈,研究对象是一位从农村考入北大的孙学商同学(化名)。孙同学

澎湃新闻记者 王芊霓 实习生黄羽婷

2020-11-16 12:5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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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四年前做过一个访谈,研究对象是一位从农村考入北大的孙学商同学(化名)。孙同学在大学期间非常努力,也掌握了就业所需要的各项专业技能。可他仍然没能如愿进入投行工作。
 
原因听上去挺简单,他不清楚如何去社交,如何拿到实习机会。
 
孙学商告诉刘云杉,临近毕业,他才明白,实习和校园学习如同两条腿,哪儿短了,都是跛足。视野的差距令人绝望,“因为这不是我自己造成的,而是我的出身造成的。”刘云杉在她《自由选择与制度选拔:大众高等教育时代的精英培养——基于北京大学的个案研究》的论文中分析道:
 
孙学商们对个人努力的确信遭遇到文化资本(指见识、趣味,辨别力与判断力等)排斥,后者如同一扇玻璃天窗,看似透明敞亮,只有用身心去撞击,在失败的疼痛中才体会到排斥来的多么不露痕迹。
 
阶层流动性是近年来中国舆论所聚焦的热点, “寒门难出贵子”的说法甚嚣尘上,985废物的说法也被用来自嘲“教育未能改变命运”的现实。不过在刘云杉看来,虽然以孙学商为代表的农家子弟的阶层跃升之路比其他出身优渥的同学更艰辛;可故事的另一面是,他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原生家庭,有了蜕变。
 
“难道一定要和其他同学比吗?那会把自己逼到一个高度焦虑和绝望的地步。如果不能接受自己的出身,压力瞬间就增加了。”她的观点也和人类学家项飙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中谈到的“认命但不认输”的看法异曲同工。
 
以下内容基于澎湃新闻对刘云杉的专访,原题为《专访|北大教授刘云杉:教育不应异化为逆袭的杠杆》,虽然在当时“教育内卷”的说法还未浮出水面,但实际上刘教授所谈到的教育中的过度竞争现象已经呼应了今时今日我们对“教育内卷”的关切。刘云杉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 澎湃新闻记者 王芊霓 图 

刘云杉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 澎湃新闻记者 王芊霓 图 

有筛选无培养的“教育内卷”
 
在我那一代人(指七零后)的成长故事中,社会结构是开放的,有一个比父母更好的未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到了现在,更年轻一代要超过父母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当下中产阶层焦虑就是在这里,需要防止后代的跌落,害怕被甩出去。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中有一个很精准的比喻,在他的故乡俄亥俄州,1959年的那一代人就好像踏上自动上升的扶梯,站上去就能自动往上升;但是半个世纪过去,当他们的孩子踏上扶梯时,它却戛然而止了。
 
现在的中国和1980年代是完全不同的,但也不是“固化”,如果真的固化的话,今天的家长这么努力“推娃”反倒是没有道理的。大家依然愿意投资教育,是因为大家认为还是有希望凭借此来改变后代的命运。
 
之前大家都在自动上升的扶梯上,但这种上升的状态不可能总在持续,我们的下一代会面临更复杂的问题,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
 
底层在教育中有实现平等的诉求,中产阶层则要投资与经营,防止地位下滑,而精英群体则要严格地维持自身的地位。这些诉求都在教育场域之中展开博弈。
 
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教育内卷”(即过度或者不当的竞争)的出现,教育的筛选功能与培养功能完全脱节,有筛选无培养,或者说围绕筛选而进行训练,这就把教育内在的育人逻辑侵蚀了。
 
“教育内卷”之下,教育本身已经被扭曲成了各方利益博弈的赌场,赌资是孩子的成绩和成就,其后是家庭的投入、经营以及相应的社会资源。
 
中国今天已经嵌套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框架之中,中国精英阶层的子弟同样也希望到投行、律所和咨询公司就职,这一群大学生很清楚地规划好了自己未来的每个步骤:如果他们的就业目标是香港投行,就要规划暑期拿到什么样的实习机会,本科毕业时直接入职顶尖机构。
责任编辑:良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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