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宋绍圣年间，即在此地点建起了学宫，此后数百年屡废屡建，至明代为广府学宫御书阁，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 馆内番山亭前一副对联，道出了此地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崇广府千年道统，接学宫一脉书香。”真乃大都市潜心读书的一方绿洲、一块净土。 李昭淳把我带到善本书库，让我看一册新近入藏、已有800年历史的镇馆之宝《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该善本刻本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金代山西民间集资刻印、曾长期收藏在山西赵城广胜寺的《赵城金藏》年代相近，堪称国宝。 接着，李昭淳又把我引至二楼东南角一约10平方米的房间，已摆放好了书桌、书柜、沙发等，窗明几净，阳光明媚。我谢过了李昭淳等人，当天就在那里开始了读书生活。 3.每天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读书写作，元旦春节也不曾例外 过了多日，我才了解到，旁边几位馆长的办公室均只有10平方米左右，给我使用的这一间光线最好。这原是一位副馆长的办公室，他临时腾出来让我用。 细心的李昭淳担心我整天埋头读书太累、太闷，隔三差五的来与我聊会历史、宗教，送上帮我查找的图书资料，还嘱咐在我“书房”旁边的毛凌文副馆长和张喜年博士等人，协助我及时查找和复印资料，使我得以专心、顺利地读书和写作。 我像往常上下班那样，每天上下午都准时来到这间“文德书房”读书、写作，元旦、春节、节假日也不例外。以至于李昭淳和我开玩笑：“你元旦、春节每天都来馆里‘值班’，我们应该给你发‘加班费’。” 我笑答：“我也没有给你们交房租，扯平了。” 这里十分安静，且没有人知道我在此读书。除黄崧华、刘斯奋、赵军、张文可数几位老领导、老朋友恰巧碰上了，与我促膝交谈一番，基本无人打扰。 这段时间我的读书效率较高，两个多月时间，除读完十多本书，阅读、复印了一百多万字的资料，还拟出了五六万字的《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的写作提纲。该书是《社会主义五百年》的第三卷。 二十多年前，我与年轻时的伙伴黎元江合著《社会主义四百年》时，就常常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查找和借阅图书资料。 我至今还记得，在写作第二卷时，我曾委托李昭淳帮助查找苏联“肃反”、“大清洗”时基洛夫被刺这一关键事件的有关史料。他在本馆找不到，就专门致函联系请国内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的沈志华教授帮忙查找。 可以说，前后相隔二十多年写作《社会主义五百年》一、二、三卷，让我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结了缘。 4.完成《社会主义在中国》等书稿后，接通知到新工作单位报到 2009年3月10日，我离开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回到北京，又一头扎进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紫竹书房”，继续过着“文学与出汗”加清茶淡饭的生活，并开始了《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的写作。 这时已从文化部调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周和平和其他馆领导，热情地为我的写作和生活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安排馆内决策咨询部的王海燕主任和咨询员张曙光博士，协助我查找、复印图书资料。 我每每开出图书资料清单，她们很快就送到我的手上。有时，我也直接到书库去查找图书资料，后楼走到前楼非常方便。 爬格子手写的书稿出来了，文化部文印室和国家图书馆的几位打字员轮流帮助我打印出来，使我节省了许多时间。 每隔一两个月读书写作累了，我便拿出十天左右的时间，到中国近、现代史重大事件发生地、重要人物活动的地方和革命老区去实地察看、收集资料，请教当地革命老前辈和专家学者。 我先后跑了江西、福建、陕西、宁夏、甘肃、上海等10来个省区市，收获甚丰，为构思写作奠定了基础。 如此春去秋来，我阅读了三四千万字的图书资料，复印了几百万字的资料，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及资料摘录，书桌上的书稿也越摞越厚。 经一年半努力，我完成了《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三卷《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初稿，又着手把一二十年前与友人合著的第一、二卷中由我负责“切块包干”写作的部分进行修订。 我重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的主要著作，阅读、吸收了国内一批专家学者近二十多年研究的新成果，收集整理了一批国内外的新史料，对原著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增补了许多新史料、新论述、新感悟，每卷各增写了10万字左右。 |
